1995年初冬,北京已显寒意。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,83岁的曾志扶着女儿陶斯亮的胳膊站稳,外孙张亮微微前倾,三张笑脸在胶片上定格。谁也看不出,这个衣着体面的年轻人,童年时竟伴随姥姥在粤北山沟里摸爬滚打;更想不到,照片背后隐藏着四个孩子、四个姓的离合悲欢。
倒回到1969年10月,中央一纸调令把曾志“送”到广东乐昌插队。消息来得猝不及防,她只来得及拍电报,召集散落在甘肃、辽阳的子女北京会面。那短暂的重逢,像火车站的骤雨,说停就停。一个月后,曾志动身南下,陶斯亮夫妻带着不到两岁的张亮同行护送。到达126师驻地,因营房紧张,老人被分在离师部三里外的邱屋生产队。户主腾出半间土坯房,房梁低得连张亮都得弯腰。
张亮没人照看,曾志每月掏25元雇来本村老阿婆。问题是,她此刻已无工资,靠每月30斤口粮和1斤油咬牙支撑。老人把粮票撕下一角分出四斤干粮给外孙,其余交房东抵伙食。“我当年在井冈山喝野菜汤,都没这么拮据。”曾志日记里一句话,记录着那段紧日子。
邱屋的三月忽冷忽热。看到村娃打赤脚到处疯跑,她心生“锻炼”之念,脱掉张亮的棉背心,让孩子和伙伴们追逐。日落风起,小家伙高烧不退,被诊出肺炎,住院十余日才脱险。“要是再晚一个晚上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大夫的话把曾志吓得手脚冰凉,这一幕她晚年提起仍自责不已。
农忙季节,曾志一头扎进红薯地,晨出暮归。张亮在屋里用纸糊的风车拨弄炭火,误把右手烫出几个水泡。乡医用草药简单包扎,老人又听信土方抹鸡蛋清,结果脓水横流。幸亏孩子年轻,愈合得快,手背没留下明显疤痕。邱屋的苦日子持续到1970年夏天,陶斯亮临产在即,母亲申请请假北上,再转西行甘肃。
抵达兰州时,小外孙女已出生18天。张冀写信催家人返京,称父母获释可代为照料张亮。许久未见的祖孙,终在北京南长街老四合院短聚二十来天。随后,命令再至:各回原单位。曾志担心粤北山寒湿,硬是把张亮留在张冀身边,独自返回邱屋。这一招,后来救了孩子一命——同年邱屋暴雨成灾,不少幼童染上痢疾。
1971年4月,曾志结束劳动去了陕西临潼干休所,被分到一间平房。陶斯亮调入陆军总医院,全家终于团聚。两名外孙进入中组部幼儿园,可那几年陶铸的问题尚未完全厘清,“特殊孩子”常受同伴起哄。为了让外孙过得自在,曾志亲自跑学校,替张亮转到离家不到五百米的南长街小学。外孙女也迁到中山公园幼儿园,一南一北,两头溜达。
张冀天性严厉,见儿子磨蹭,皮带就下来了。一次,张亮被按在桌边动弹不得,曾志急了,冲过去死死咬住女婿手腕。“娘,别管我教育孩子!”张冀嘶声喊道,老人却不松口。皮带终究落地,这件事也埋下两口子分手的种子。几年后,张冀和陶斯亮协议离婚,双方各自另组家庭,张亮判给母亲抚养。
有意思的是,离婚却意外促成祖孙感情加深。张亮少年叛逆,唯独对姥姥言听计从。14岁那年,他带同学骑车去十三陵,天黑走失。家里人四处奔波,曾志却镇定自若:“这孩子心里有数,丢不了。”果然,夜半张亮摸黑回到家门口。老人没骂,只给他盛了碗热面汤。多年后谈及此事,张亮说:“那碗汤比打我一顿更有分量。”
1978年恢复高考,张亮尚在初中。当时社会风气刚刚回转,老一辈干部对教育机会格外珍视,陶斯亮干脆将全部积蓄为儿子报了最好的高中。张亮不负期望,1984年考入外交学院英语系。新生注册那天,曾志给他缝了个小布口袋,里面塞着两枚1934年的铜币——那是她参加闽赣游击队时留下的纪念,“带在身上,别忘了出发的地方。”老人轻声叮嘱。
大学毕业,张亮分进外经贸系统。1995年摄制那张照片时,他已在某大型进出口公司担任业务骨干,经常西装革履出入会场。曾志站在相机前,手轻轻搭在外孙肩头,脸上写满欣慰。此刻距她离开邱屋已整整二十三年,从泥巴路到红地毯,岁月像齿轮,转得慢,却没白转。
值得一提的是,陶斯亮自幼聪颖,冀北地下斗争的残酷并没有消磨她的好学心。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时,她才15岁。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,她长期在总医院从事心理学研究,成为那一代军医中少见的女性副研究员。母女俩同住临潼时,常在院子里讨论“人的命运和选择”这种大话题,张亮便趴在窗口偷听。
1998年,曾志病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。那段时间,张亮经常揣着公文包,午休时挤地铁赶来。护士回忆:这位穿深灰西装的小伙子天天给老母亲按摩脚背,一按就是半小时。曾志96岁时撒手人寰,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,“让亮子好好做人,别忘了国家栽培。”语气平静,仿佛又回到当年邱屋的夜色里。
放眼整个家族,四个孩子漂泊各地,代际之间因战乱与政治风云一再分离。然而一张1995年的合影默默证明:血脉可以漂流,亲情从未折断。照片中那抹含蓄的笑,是他们共同走过风雨后的默契,是对未来生活的低声祈愿,也是对往昔苦难最质朴的回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