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2月3日深夜，郑州东郊编组站冷风凛冽。蒸汽机车缓缓滑入股道，一口覆盖白布的棺木被小心抬进车厢。工人压低声音：“灯要不要亮？”押运干部摇头：“不用。焦书记回家，不惊动别人。”短短一句，车厢里顿时寂静，人人屏息。
谁都明白，这趟专列承载的是兰考人的盼望。两年前，焦裕禄倒在郑州省人民医院，他最后一个请求就是“埋在兰考”。当时有人觉得，省城安葬规格更高，遗愿被搁置。可随后一年多，河南省委接到的信件越积越厚，几乎全是兰考百姓按着红手印写来的同一句话——“把焦书记带回来”。
穆青等记者在1965年12月深入兰考采访，更是听到老人对着镜头掉泪：“让我少活十年，换焦书记回来带咱们治沙、治涝。”这些声音直抵人心。1966年2月1日，省委正式拍板：迁葬。文件一下到铁路系统，专列线路、编组、时刻全部让路，优先级仅次于军运。
凌晨的汽笛划过夜空，列车驶向兰考。消息早已飞遍县城，一大早，黄河故道的寒雾还未散，人群已把火车站围得水泄不通。有人用麻布做孝带，有人剪白纸折成万条纸花，挂满临街的柳树。站台铁门一开，哭声轰然压过风声。棺木抬下瞬间，前排数十位老人扑通跪倒，“焦书记，咱们来接你回家！”
灵车出站，只三公里，却走了两个半小时。队伍前，一个小伙子匍匐叩首，让开半米宽的空隙；队伍后，四十年前当游击队的老兵拄着拐杖，边走边喊“跟焦书记走在一起”。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喇叭喊哑了嗓，却没人抱怨——谁都怕灵车颠簸到“领路人”。
墓穴旁突生插曲。十多位中年汉子突然跃入坑中，拉住绳索不让下葬：“再等等，再看一眼。”众人合力劝，焦裕禄的母亲李星英走到坑边，只一句：“孩子该歇了。”声音不高，却像重锤，汉子们含泪松手，棺木缓缓落定。李星英强忍悲痛，因为她知道旁边的徐俊雅已经绷到极限。
棺盖刚封，徐俊雅猛地冲过去，双手拍棺，一头撞上去。儿女死死拉住，她仍哭喊：“裕禄，你不是说还要栽沙枣树吗！”这位出身书香的女子，曾把丈夫当琴当笔的才子看待，如今只能靠棺木倾诉。若非焦裕禄临终嘱托“日子再难也别给组织添麻烦”，她大概真会追随而去。
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感情，从1962年那个风雪夜就埋下。彼时他初到县里，召集县委开会却把人领去火车站，让大家看离乡逃荒的队伍：冻得发青的脚、抱着空碗的孩子、拖着口袋的老人。焦裕禄一句“咱不带他们翻身，就是罪人”，让所有干部羞愧抹泪，也让治沙治涝治碱成为后来三年的主线。
治“三害”不是口号。沙丘最狂时，他用竹杆探流沙；内涝最急时，他蹚在齐腰水里画流向图。肝区疼得直不起腰，他就用右膝顶椅背压痛点。久而久之，藤椅靠背被磨出洞。有人劝他住院，他摆手：“群众烧柴都难，我花大药费，心里过不去。”这股狠劲，换来第一手水沙碱数据，也换来百姓一句“有他，兰考有盼头”。
遗憾的是，肝癌不给他更多时间。1964年5月14日，他在病床上仍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嘴里念着“为人民服务”。护士见他合书皱眉，以为痛得厉害，他却说：“把数据给张思义，我怕耽误播种。”一句嘱托，成了最后的工作指令。
焦裕禄走后，一家八口生活重担压在徐俊雅肩头。她拿每月五十多元工资和十三元抚恤金，硬把六个孩子带大。最难的冬天，家里米缸见底，她宁可喝稀粥，也给孩子们留一小碗干饭。多年后，孩子们回忆母亲，总说一句：“她活成了父亲的影子——严、实、硬。”
1966年9月15日，北京天安门城楼。十三岁的焦守云在人群中被王光美一把拉到毛主席面前。主席握着她的手，微笑：“你爸爸是好干部。”这短暂几秒，让小姑娘泪湿衣襟。周恩来、邓小平随后询问家里情况，她只回答：“我们能过，放心。”那股倔强，和两年前父亲咬牙查沙口时如出一辙。
焦家子女后来各奔岗位。焦跃进主政杞县时，用“大蒜兴县”扭转财政；焦守云、焦国庆、焦守军都进部队磨炼；最小的焦保钢扎在公安一线。这些履历不算耀眼，却干净、踏实——他们始终记得母亲的话：“不拿父亲的名字换轻松，别丢他的脸。”
兰考如今林带成网，沙丘难觅。当地老人常带晚辈去焦陵，用手拍墓碑：“这片庄稼地有今天，是他拼命换来的。”黄昏时分，风吹过沙枣树，叶影簌簌，像在回应那年万人跪别的哭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