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初春的一个深夜，北京西直门外的空军大楼依旧灯火通明。参谋长办公室里，李中权摊开作战地图，指尖在密密麻麻的符号间滑动，窗外偶有风声掠过，让人很难相信此刻这位正忙于推演的中年将领，前两年才刚经历了一次令人唏嘘的仕途转折。
时间要往回拨到1952年。地方和军队全面开展“三反”，高压气氛下，不少干部遭到审查。46岁的李中权那时任空3军政委，肩负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，却在运动中被点名“老虎”，一纸决定将其党内职务全部撤销。而在行政系统，他被平级调往华北军区空军担任参谋长。表面看仍是正军级，实则由主官降为助手，这番隐性“挪位”，让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意味深长。
“他到底还能不能用？”会后走廊里，有干部压低嗓门私语。中南军区一位负责人给出否定答案：“开除党籍不合适，撤党内职务足矣。”就这样，李中权带着处分走马上任。
新岗位没有党委书记这一栏，他在机关会议上只安静记录，很少发言。做惯了政治主官，要转而研究参谋业务，难度不小。有人暗暗观望，猜测他会不会就此沉寂。刘亚楼却拍着他的肩膀说了一句：“干好本行，以后再评说。”短短十个字，像一粒钉子，稳稳钉进了李中权心里。
1952年底，全军评级结束，李中权被定为副军级。他参照表册算了算，差一级，薪金和荣誉都打了折。最棘手的，是未来军衔评定。正军级起评中将，副军级只能摸着中校、上校的门槛徘徊。夜深屋冷，他合上油灯，自嘲一笑：“大帽子是摘下了，小灶也就凉了。”
然而转机悄悄酝酿。三年间，华北空军演练频繁，他在指挥所三进三出，常常衣襟未解就推送数据，抓住每个节点补齐自身短板。参谋长原属事务性岗位，他却将之化为展示指挥能力的舞台。
1955年春，空军党委写了一份详尽报告，直陈李中权对部队管理严格、训练成果突出，建议恢复其党内职务。文件经由总政报到军委，黄克诚阅后批示：“三反处分过重，可研究纠正。”意见很简练，却像一记响鼓落在河面，漾起层层波纹。李中权被调至北京军区空军，职务改为副司令兼参谋长，军衔定为空军少将，行政等级升为副兵团。
从1955年到1977年，这一职级他竟整整干了二十二年。期间，北空司令员两度空缺，政委一次长病休，“代理司令”成了李中权的“副业”。1963年罗元发住院，他再度挑起重担，常要在司令部和基层机场两头跑，不少参谋佩服他的精力。一位年轻军官私下感叹：“老李一口气能连蹬三层楼，一张作战表背得滚瓜烂熟。”
遗憾的是，他始终没有转正。组织上既需要他稳定局面，又顾虑当年的处分，北空“一正两副”的格局就这样若隐若现地维系。
1966年运动开始，旧案再被翻检。李中权被指“问题未交代清楚”，离岗接受审查。那一年，他刚满六十岁，头发花白，却不得不在隔离点写检讨、交代材料。1969年冬，华北风雪压弯了树枝，他仍未获准归队。直到1975年，中央重新审核干部历史，他方才回到北京军区空军原职。
三年后，南方战备紧张，空军党委决定将他调往南京，任南空第一副司令。熟人为他饯行时，说了句玩笑话：“老李，又下炉锻炼？”李中权放声大笑：“北风听够了，该吹吹江南水汽。”
1979年2月，电文飞抵南空机关：批准李中权任第二政委，行政正兵团职。算一算，从副兵团到正兵团，这条台阶他足足跨了二十余年。消息传出，机关大院里掌声不大，却绵长。
有人后来问他，如何看待这段坎坷。他摆摆手，言语平淡：“组织信不过时，就多用事实说话。事实站出来了，信任自然跟上。”一句话，掩了半生沉浮。
梳理他的履历，清晰可见三个关键节点：一是1952年暗降参谋长；二是1955年提升副兵团；三是1979年抬升正兵团。节点之间时间跨度长，跨度里的努力更长。
在空军档案里，仍能找到他批改过的训练大纲，页角常留有铅笔圈点：空中突发机故处置、野战机场滑行线标识、覆盖率换算公式……行文简洁，却透出细究到底的习惯。
航空兵飞行教範改变最快，他每隔半年就召集飞行团干部座谈，有一次，一名团长提出夜航灯光衔接不顺，李中权当场画图示意整改。那名团长三十多年后回忆说：“政委救活了我们的夜航。”
从党建岗位改为参谋业务，从正军级跌落副军级，再到副兵团长期徘徊，他始终没离开战斗岗位。身边战友感叹，他的经历像一架先被气流拍下高度、随后又稳稳爬升的老式双翼机，过程颠簸，却一刻未失速。
在南空二政委任内，他提倡“飞行安全责任到人”，制定十二条监控环节。1982年，南空无一例重大飞行事故，这份成绩单后来被写进总结材料。
卸任时，他把带了多年的笔记本交给接班人，只说一句：“有空翻翻，别全当老黄历。”翻开扉页，第一行是铅笔字——“人生无小事，岗位即战场。”
李中权用了二十多年才迈过那道“副”字，也用二十多年让“副”职岗位不再是摆设，而是撑起部队正常运转的一根梁。抬头看去，漫长岁月里，那根梁或许朴素，却格外坚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