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凌晨，南京城还被一层死气沉沉的雾罩着，老虎桥监狱里发生了一桩让国民党保密局彻底“破防”的怪事。
那个被折磨得只剩半条命的死刑犯范纪曼，哼哼唧唧跟看守说想去趟厕所。
看守那会儿困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，寻思着这家伙几个小时后就要被拖出去吃枪子儿了，也就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下，手一挥就让他去了。
谁能想到，就是这撒泡尿的功夫，这位穿着囚服的“国防部少将专员”竟然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玩起了“人间蒸发”。
等警报声把半个南京城都吵醒的时候，没人搞得清他是怎么拖着那是受过重刑的伤腿，仅仅靠着一块从伙房顺来的烂木板，就翻过了那道平时连鸟都飞不过去的高墙。
这可不是电影里的特效镜头，而是实打实发生在南京解放前夜的真事儿。
这一跑，直接把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脸打得啪啪响，那是真疼啊。
说起来，范纪曼这个人的经历，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“神级剧本”。
在国民党那帮同僚眼里，这人是才子，精通好几国语言，又是戴笠眼里的红人，甚至一度混到了军统北平站代理站长的位置。
那是啥概念？
相当于现在的分公司一把手。
但这正是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：国民党用来抓共产党的核心机构，坐镇指挥的大佬竟然是个潜伏了十七年的老党员。
要把这事儿说明白，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个二十多年。
范纪曼这人，起跑线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。
出身书香门第，十二岁就能把外语说得跟母语似的，按理说，这种配置妥妥的是走留洋镀金、回来当教授的路子。
但这哥们偏不，一九二六年，那是热血沸腾的年代，他非要投笔从戎，考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。
在那儿，他和后来的大将罗瑞卿是睡上下铺的兄弟，两人天天琢磨的不是怎么升官发财，而是怎么把这个烂透了的国家救回来。
那时候的年轻人，个个都硬气。
可革命这碗饭，真不是那么好吃的。
一九二七年局势那是说变就变，范纪曼在打仗的时候迷了路，和大部队走散了。
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微信，找人全靠吼的年代，一个人一旦断了线，基本上就等于社会性死亡了。
换一般人，估计早就回老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，或者干脆另谋高就。
但这范纪曼是个“死心眼”。
他在随后的七年里，活得像个流浪汉，满中国乱跑，一边打工糊口，一边疯狂找组织。
七年啊，抗战都快打完了。
这七年足以把一个人的棱角磨平，也能让一个投机分子变节一百次。
他在那个混乱的世道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，表面上随波逐流，心里的火种却一直捂得严严实实。
等到一九三二年，这根断了七年的线终于重新接上了。
党组织一看他的履历，直接惊了：黄埔背景、外语流利、还有这股子坚韧劲儿，这不就是天生的特工苗子吗？
于是，一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他：打入国民党内部。
这活儿简直就是给范纪曼量身定做的。
他先是在北平把自己包装成个流亡学生，然后一步步混进了国民党的情报圈子。
这期间的操作，那叫一个行云流水。
白天，他是那个穿西装打领带、在酒会上跟高官推杯换盏的“范专员”，谈吐风趣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；到了晚上，窗帘一拉，他就成了在暗室里整理情报的红色特工。
最绝的是他在北平站当代理站长那会儿。
你想想那个画面，国民党特务在那儿开会研究怎么抓共党，坐在主位上拍板的人，心里正琢磨着怎么把这份会议纪要把传出去。
这种“灯下黑”的玩法，让范纪曼送出了无数要命的情报。
从日本人的动向到国民党内部的狗咬狗，各种绝密文件就通过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，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延安。
可惜啊，干这行的，这就是在刀尖上跳舞。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眼瞅着天都要亮了，结果出了个叛徒，把范纪曼给卖了。
国民党高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估计下巴都掉地上了，紧接着就是恼羞成怒。
他们觉得自己被当猴耍了这么多年，那叫一个气啊。
把范纪曼抓进去后，什么老虎凳、辣椒水，能上的刑具全上了一遍，就想撬开他的嘴。
那帮特务也是想瞎了心。
一个能在失联七年中都不动摇的人，能在敌营心脏潜伏十七年不露马脚的人，会被这点皮肉之苦吓倒？
范纪曼在狱里那是相当淡定，该吃吃该睡睡，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计算着越狱的方案。
他是老特工了，监狱这种地方对他来说，也就是个复杂的迷宫而已。
他早就摸透了看守换岗的规律，也看准了那个平时用来堆杂物的死角。
四月十一号凌晨，借着上厕所的由头，他拿出了早就藏好的那块木板。
那块烂木板，成了他生命的杠杆。
那一跃，不仅仅是翻过了一堵墙，更是给那个旧时代狠狠地甩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逃出去后的范纪曼根本没想着躲起来保命。
他拖着伤腿，第一时间找到了组织，把自己脑子里装着的国民党江防部署图画了出来。
这份情报，后来成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关键导航。
可以说，新中国的军功章里，绝对有这位“越狱犯”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后来啊，日子太平了。
这位传奇人物也没怎么显摆自己的功劳，就在上海过着普通人的日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