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
“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！”
1951年底，中南海丰泽园内，一封来自河南的书信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。主席看罢信件，平日里总是从容不迫的脸上，此刻却布满了难以遏制的怒容。
写信的人叫戴季英，这封信的内容也不复杂，通篇看下来就两个字——要官。
这人也真是敢想敢干，竟然直接把信写到了最高层，信誓旦旦地觉得自己受了委屈，目前的职务配不上他的资历，理直气壮地要求担任河南省委一把手。
当年的戴季英，恐怕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封寄托着他“升官发财”美梦的信件，换来的不是一纸委任状，而是毛主席极其严厉的四个字批示：不可救药。
紧接着，一场雷霆般的处理决定随即下达：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永不启用。
02
说起戴季英这个名字，在那个年代的红军队伍里，那是真真正正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
你也别觉得他狂，人家确实有狂的资本。1927年，黄麻起义爆发的时候，他才二十出头，就已经坐在了总指挥部的核心位置上。那时候的革命队伍里，能在那个年纪就独当一面的，哪个不是人中龙凤？
后来红25军重建，戴季英出任政委，和他搭档的是谁？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大将。
在长征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，红25军是一支极其特殊的队伍。别的部队都在减员，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，偏偏这支队伍，那是越打越强，越打人越多。戴季英作为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之一，那指挥才能和政治手腕，确实不是盖的。
那时候的他，可谓是意气风发。走到哪里，那都是前呼后拥，战士们敬着，老百姓捧着。这种顺风顺水的日子过久了，人就容易飘，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天王老子，谁也离不开他。
在他那个脑子里，革命这事儿，大概就是为了将来能封侯拜相。这种把“打江山”等同于“坐天下”的草莽逻辑，早早地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
1935年，红25军一路过关斩将，终于到达了陕北。这本来是两军会师的大喜事，可谁知道，戴季英这一来，差点就把陕北这块根据地给捅了个底朝天。
03
这事儿说起来，真能让人后背发凉。
戴季英一到陕北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开始搞起了他在鄂豫皖那一套极其残酷的“肃反”。那时候他手里握着保卫局的大权，看谁都像反革命，看谁都觉得有问题。
他把枪口对准了谁？对准了刘志丹！
刘志丹是谁？那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，是这块土地上的旗帜。戴季英不管那一套，直接把刘志丹抓了起来，关进了土牢。
据后来那些幸存的老同志讲，那时候的审讯场面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戴季英是真下得去手，不管你以前立过多少功，不管你在群众中威望有多高，只要进了他的审讯室，那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。
当时的情况有多危急？连习仲勋同志都被关押在里面，甚至连埋人的坑都已经挖好了，就等着行刑的那一刻。
这哪里是干革命，这简直就是在自毁长城！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赶到了。一听说陕北正在搞这种名堂，主席当时就急了，立刻下令：“刀下留人！停止捕人！”
周恩来后来见到戴季英，那是气得不打一处来。他指着戴季英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：“像刘志丹这样的‘反革命’越多越好，像你这样的‘真革命’，一个没有才好！”
这话说得够重了吧？可戴季英当时听进去了吗？
表面上他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，刘志丹也被释放了，但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让中央的高层领导们，彻底看清了戴季英这个人的底色：极左、残忍、唯我独尊。
04
抗战爆发后，戴季英被派去了新四军第4支队。
这一换地方，他的老毛病非但没改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那时候第4支队的司令员是高敬亭，也是个猛将，战功赫赫。
戴季英呢，仗着自己是政委，又是“老资格”，跟高敬亭那是处处不对付。两人在指挥作战上意见不合，在人事安排上也有分歧。
这本来是工作中的正常矛盾，大家坐下来开个会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下也就过去了。可戴季英不这么想，他那是逮着机会就往上面打小报告，把高敬亭描绘成了一个不听指挥、甚至有反骨的人。
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高敬亭被错误处决，这成了新四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。虽说这事儿责任不全在戴季英，但他那个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是谁也洗不白的。
不过，咱们讲道理，戴季英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，确实也是立了功的。他在河南建立抗日根据地，那是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。
特别是中原突围那场仗，那是真惨烈。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得像铁桶一样，戴季英带着部队，在枪林弹雨里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
那时候的河南老百姓，提起戴季英，那也是竖大拇指的。毕竟，人家是带着队伍保家卫国，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。
如果不看后来那档子事，就凭这份履历，建国后怎么着也得是个封疆大吏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他能安分守己，1955年授衔的时候，肩膀上扛个上将的牌牌，那也不是不可能。
可惜啊，历史这东西，从来就没有如果。
05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了。这对于无数革命者来说，是理想实现的时刻，是为人民服务的新起点。
但对于戴季英来说，他觉得这是“分果果”的时候到了。
组织上根据他的能力和资历，任命他为河南省委常委、开封市委书记。你要知道，那时候的开封可是河南的省会，这个开封市委书记的分量，那是相当重的。
可在戴季英眼里，这个官，太小了。
他心里那个不平衡啊，就像野草一样疯长。他看着以前那些跟在他屁股后面转的小兄弟，有的当了省委书记，有的去了中央，心里那个酸味儿，隔着十里地都能闻得见。
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发牢骚，今天骂这个领导不行，明天说那个干部没资历。在开封市委的会议上，他更是一言堂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，把整个市委搞得像他的私人领地一样。
他总觉得，这河南是他打下来的，这地盘就该他说了算。这种军阀思想，在他脑子里那是根深蒂固。
到了1951年底，这种情绪终于爆发了。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：给毛主席写信要官。
在这封信里，他把自己从参加革命以来的功劳，像记账一样列得清清楚楚。什么黄麻起义，什么长征，什么抗日，桩桩件件，生怕主席忘了他有多大能耐。
然后，他笔锋一转，开始疯狂攻击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，说人家这不行那不行，最后图穷匕见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请主席任命我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。
这封信寄出去的时候，戴季英可能还在做着美梦。他可能觉得，主席念在他是老革命的份上，念在他当年红25军的功劳上，怎么着也得给他个面子。
但他忘了，毛主席这辈子最恨的是什么？最恨的就是居功自傲，最恨的就是向党伸手要官！
结局咱们开头就说了，主席雷霆震怒。
这不仅仅是因为一封信，更是因为主席从这封信里，看到了戴季英这个人骨子里那股子不可救药的旧军阀习气。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党员，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建设新中国，不是怎么为人民服务，而是怎么争权夺利，怎么封妻荫子。
这样的人，留着有什么用？这样的人，不开除党籍，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？
1952年2月，处理决定正式公布。戴季英被开除党籍、公职，随后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从座上宾到阶下囚，这中间的落差，比过山车还刺激。
他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，他却只能在高墙电网里反思他的前半生。
直到1984年，经过中央批准，他才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。注意啊，这里说的是待遇，不是职务。这也就意味着，组织上承认他当年的功绩，管他的生老病死，但权力，是再也不会给他了。
晚年的戴季英，住在郑州的省委家属院里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、咋咋呼呼的“大人物”，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。
有一次，几个红25军的老部下去看望他，想请他回忆一下当年的战斗岁月，写写回忆录什么的。戴季英看着这些满头白发的老战友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，什么也没说。
1997年11月29日，戴季英在郑州病逝，享年91岁。
他走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隆重的追悼会，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。相比于那些同时期的将帅们去世时的哀荣，他的离去，显得格外冷清，甚至有些落寞。
这个结局，或许在他提笔写下那封要官信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历史就是这么残酷，它不看你以前有多牛，它只看你最后走的那几步路，走没走歪。
你把它当成升官发财的梯子，它反手就能把你摔得粉身碎骨；你把它当成毕生的信仰，它才能让你在岁月的长河里，留下一个真正值得让人敬仰的背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