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以为，儿子结婚，只是家里多了一张碗，多一个人说话。后来才明白，是我被悄悄挪出了原来的位置。
他结婚那天，我坐在酒席最角落的一桌。不是没人安排，是我自己坐过去的。新娘那边亲戚多，热闹，笑声一阵一阵。我不想显得多余。有人来敬酒，叫我“阿姨”，我纠正了一次，说我是他妈妈。对方愣了一下，笑着说，不好意思。我也笑，说没事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从那天起，我的身份要靠自己提醒。
婚后他们很快搬走，说是离单位近。我理解，年轻人要空间。我没拦，也没多问。只是逢年过节，他们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以前他下班会给我打电话，问吃什么，现在多半是我打过去，电话那头总有人声，锅碗瓢盆，或者他压低声音，说在忙，晚点再说。后来连“晚点”也省了。
我开始学会不打电话。
有一次，我去他们家送点自家腌的菜。敲门，等了很久。门开了，是儿媳，穿着睡衣，看见我，明显愣了一下。她很快笑，说怎么不提前说。我说顺路。屋里很整洁，像样板间，沙发上没有我的位置。我站了一会儿，把菜放下，说不打扰了。她送我到门口，客气而疏远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对待婆婆的。不是刻意冷淡，只是忙，只是觉得她不懂我的生活。那时我心安理得。
真正让我醒过来的，是那次住院。
那天早上我起床，觉得胸口闷，像压了块石头。我以为是没睡好，洗了把脸，还是不对。等我意识到不对劲时，人已经站不稳了。我给儿子打电话，响了很久才接。他说在开会，让我先去医院。我说我一个人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说那你先打车。
我坐在急诊走廊，灯白得刺眼。医生问有没有家属，我摇头。填表的时候，联系人那一栏空着，护士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。我突然觉得羞愧，好像这空白是我的失职。
下午他来了，穿着衬衫，脸上是赶路的疲惫。他站在床边，问我怎么样。我说没事。他点头，说那就好。我们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沉默。后来他说，晚上可能来不了，孩子那边没人看。我说理解。
他说“孩子”，指的是他的孩子。
住院的三天里，他来过两次，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。儿媳一次都没来。我不怪她。她没这个义务。我怪的是我自己，还在等一个不存在的角色。
第三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输液，旁边床位的老太太儿女轮流守着。她吃不完的水果分给我，问我孩子怎么不来。我说忙。她叹气，说现在都这样。我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
出院那天，我自己办的手续。医生交代注意事项，我点头，全记在心里。走出医院，阳光很亮，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。像是终于不用再假装期待。
回家后，我把他们给我买的钥匙放进抽屉，没有再用过。我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，体检、旅行、报班，日子被填满，反而踏实。儿子偶尔打电话，我也不再追问生活细节，只说我很好。
有一次他在电话那头说，妈，你怎么最近都不找我。我愣了一下，说，你忙，我不想打扰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等我有空带孩子回来看你。我说好。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前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突然明白，亲情不是消失了，而是换了一种形态。它不再以我为中心，也不再需要我随时待命。
我不再把他当作唯一的依靠。他有他的家庭，我有我的余生。那次住院让我看清的，不是他的薄情，而是现实的边界。母子一场，不是终身捆绑，而是陪走一段。
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反而不再怨了。人到这个年纪，能看清位置，是一种迟到的清醒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