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9月15日清晨，几节绿皮车厢缓缓驶入北京前门站，车门刚一打开，几十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年轻男女鱼贯而出。他们行李简单，却满眼憧憬，因为下一站就是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尚在扫尾阶段的人民大会堂。那一年，距新中国成立整整十周年，中央下令“百天竣工”，这座空前宏伟的建筑必须在国庆前夕点亮天安门西侧的夜色。
人们熟知大会堂的磅礴气势，却少有人留意到这些年轻的身影。他们既不是建筑工，也不是设计师，而是首批被挑选来执掌服务岗位的“礼仪先锋”。名单上看不到任何北京本地人，清一色来自四川、山东、江苏等省，最年轻的19岁，最大的不过25岁。有人好奇：既在人手紧张的时候，为何要舍近求远？
先得回到那场堪称传奇的建设高潮。1958年10月，来自北洋桥钢筋厂的老工长王占魁站在还未平整的工地上，拍着图纸嘀咕：“十个月？要把这么大的家伙盖起来，可不容易。”当时的北京工地仍是土路，汽车抛锚得靠人推。可三班倒的探照灯一亮，几千号工人不眠不休。梁思成把“民族气派、时代风格”八个字挂在工棚里提醒设计原则；周恩来更是每天向工地打电话：“穹顶不许压抑，座椅不准分三六九等，排好风道，灯火要亮堂。”
截至1959年9月，13万立方混凝土早已凝固成型，171800平方米的建筑主体拔地而起。那座可坐一万人的大礼堂，靠着521个灯孔、132个通风孔里的杉篙脚手架，创造了当时罕见的“空中作业”奇观。速度并未牺牲精度——天花板的“水天一色”坡度经反复推敲，落座最后一排，舞台仍清晰可见。毛泽东检阅时轻轻抬头，笑道：“好，真大气。”
一栋新中国的象征就此定型，接下来要让它“活”起来。大会堂的功能很快扩展到接待外宾、举办国宴、筹备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。工作人员却始终控制在约三百人，并沿用“奥运会模式”——每届干四年，再选一批。说是轮换，其实是“逆向淘汰”：干得再好，满期也必须离岗。负责遴选的老干部私下感叹：“不是不想留，是要忍痛割爱，岗位代表的是国家形象，一丝疲态都要避免。”
这种严苛做法源自周密考量。首先是安全与保密。大会堂一年要接待数千次会议，涵盖国计民生、军工科研、外交机密。北京土生土长的应聘者家庭、同学、街坊太多，偶尔一句饭桌闲聊，都可能引出不必要的联想。引进外地青年，政审更易把控，信息外泄概率随之降低。
其次，节庆值守的刚性。正月初一，万人大礼堂的龙形水晶吊灯亮起时，绝大多数北京人守在家中包饺子。若服务员也住在城里，一通电话就能被亲朋“召唤”吃团圆饭，情感拉扯在所难免。与之相对，外地青年反而能专注履职，年三十也在岗位上神态自若地端着托盘。
再次，避免差别待遇引发的暗流。若同一间休息室里有本地人能跑回家过节，而外地人只能住集体宿舍，心理落差难免。统一从外省招人，至少堵住了攀比之门。管理部门把规则写得明明白白：全员住集训公寓，手机关机入柜，逢节必值，执行一视同仁。
还有一个不常对外提及的考量——回避地方关系网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“进大会堂”在京城属于显赫荣耀，不少家属用尽关系递条子。为防滋生不公平，管理层干脆不招北京生源，只和外省政府对接。资格审查全程保密，连应聘者自己都要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是否“过线”。
北京人进不去，外地人也不轻松。入选后要进京集中培训半年，背诵会议流程、餐具摆放角度、引导手势，从普通话声调到笑容弧度都有细则。有次彩排，女服务员李惠娟端盘时左手微抖，被领队轻声提醒：“稳定就是美感。”事后她在操场端着装满水的托盘站了整整四十分钟，脚底起了水泡，没人上前搀扶，因为规矩就是“不许落一滴”。
1984年，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对外发布租借规定。一份档期表贴在西侧门的公告栏，立即引来各路人马排队。企业家、作家协会、婚庆公司，甚至还出现过大学生社团。那年，金色大厅半天租金两万元，折合当时城里工人三年的工资，仍是一位难求。
有意思的是，财政部并未指望这点租金救国，他们有的是更高的数字可写进预算。收钱只是为了让租用者“把贵重场地当回事”。大会堂里的地毯从法国特制，定期有人穿着软底鞋轻踩检查；大理石栏杆内侧见不得指纹，服务生人手一块鹿皮布；每一盆绿植都有编号，移位前得登记。租用者交了足额的场地费，自然珍惜。
租借之外，大会堂也坚持公益开放。春节长假前后，千余名志愿讲解员接待普通游客，讲述“百天筑万座”的故事。队伍里多是轮换下来的服务员，他们了解每一块地砖的来历，讲起真事生动鲜活。有人指着密密麻麻的座椅问：“累不累？”年轻讲解员笑答：“累，可值得。”
四年一轮到期的那天，旧成员会被送到火车站，和十五年前那趟开往前门的列车方向相反。临别时，主管拍拍他们的肩膀：“回到地方，把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去。”火车慢慢启动，曾经的青涩面孔已多了沉稳，窗外灯火辉煌的大会堂渐渐远去，却在记忆里保持着永恒的明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