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秋天，第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名单公布，全国都在关注那些闪耀的名字。有趣的是，人们很快发现，某位叱咤风云的红军名将却始终不在其列。这位将军叫段德昌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他的长子段传新已在西南军区空军担任营级参谋，正在北京航校进修。正是这位年轻军官的一次偶然举动，让尘封多年的往事重新进入中央高层的视野。
1950年5月的一个周末，26岁的段传新与同学走进中央档案馆的党史展室，馆内光线柔和，红绸铺底的展柜在灯光下闪着微光。一张一九三一年全国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布告映入眼帘，他一眼便认出“段德昌”三字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父亲当年率部驰骋湘鄂边区的情景扑面而来。夜里回到宿舍，他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，提出一个朴素却沉甸甸的请求：为父亲正名，让母亲与弟妹放心。
周总理很快批示中央组织部核查。资料被翻到桌面，厚厚一摞：黄埔第四期学籍卡、《北伐周报》署名文章、湘鄂西苏区电文，还有一九三三年五月牺牲的简报。与此同时，组织部建议他再去拜访现任内务部长谢觉哉。谢老与段德昌曾在洪湖并肩，最知内情。
盛夏的中南海小院里，谢觉哉端坐藤椅，花白胡须随风微动。门口站岗的卫兵通报：西南空军的段传新求见。老人抬头，只见一名军官跨进院门，眉宇轮廓与昔日战友分毫不差。谢觉哉一时怔住，随即握住来人的手，低声喟叹。两代人的记忆在这一握间接通，段传新开口，声音带着颤抖，提出希望国家开具烈士证明。“只盼给母亲一个交代”，他轻声说。对话不多，却直击人心。
谢觉哉当即表态，将迅速上报。文件当天即送毛泽东、周恩来案头。毛泽东看完材料，沉默良久。窗外残雪未融，他掩卷起身，对身边工作人员只说了八个字：“我来给他做证明。”这一句话，在场的人都听见，却无人作声。毛主席拭去眼角泪痕，旋即指示：为段德昌补发烈士证书，编号第一号，并责成有关部门妥善迁葬。
时间线回拨到1925年。那年夏天，段德昌由上海奔赴广州，考入黄埔军校。新军训场上，他身形健硕，思维敏锐。周恩来评价他“笔能写，枪能打”，很快将其调到政治部随身培训。两年后，南昌城头枪声骤起，段德昌以第二团党代表身份投入战火。起义失利，他转战鄂西，开辟洪湖根据地，一度率三万红军与敌周旋，赢得“常胜”“火龙”两称。二十九岁那年，弹尽粮绝的围困中，他被俘不屈，坚贞就义。
战死的讯息当时辗转才抵延安。毛泽东在炭油灯下写下挽联：“钢铁为骨，赤胆为心。”然而国难方殷，更多战事接踵而至，这位年轻师长的荣誉终被岁月掩埋。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档案再度整理，先烈名单亟需核准，段德昌仍因牺牲地点偏远、资料不全而留有空白。
1951年腊月，段传新依嘱赶赴湘鄂边金果坪。落雁峰下，他在一片遍布茅草的坟冢前停步，靠老游击队员指认确认了父亲的墓。寒风呜咽，他与乡亲一起动手迁移遗骨。黑夜里，松油火把映红众人泪痕。临别时，一位白发老人递上当年保存的残破肩章，“这是他最后一次过江前留给我们的”，老人说完哽咽。
归京后，段传新将详报送交内务部。1952年3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：追认段德昌为革命烈士，颁发烈士证书第一号。文件上端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四枚钢印赫然在目。几个月后，烈士墓迁至鹤峰县城满山红公园，碑文由林伯渠执笔，刻下“正气长存，浩气千秋”八字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烈士证书发放并非礼节，而是法律依据。凭此，烈属可享抚恤、子女可获就学优待。段母闻讯泣不成声，反复摩挲那枚红印。段传新解下军帽，轻声道：“父亲终于回家了。”全家人沉默，却脸上露出久违的安宁。
接下来几年，段传新随西南空军辗转云南、贵州，参与剿匪与边防巡航。每逢清明，他都抽暇赶回鹤峰，给父亲墓前添上一束山茶。1965年，空军授衔前夕，他以少校军衔退役转业，后调回湖南水利系统工作，直至离休。他常对年轻同事说：“别忘了，这块土地下，有人把命埋了进去，我们不过是在继续。”
1983年5月，南县为段德昌殉难五十周年立碑。彭德怀已逝，贺龙亦化作青山，而曾经与段德昌驰骋洪湖的百岁老兵，用沙哑的嗓音唱起红三军军歌。人群默然聆听，没有口号，只有低沉的歌声与黄昏的风。
段德昌的名字此后被写入多部军史，也被列入中央确立的一百位著名先烈名单。研究者发现，洪湖根据地的坚持，为后来的抗日游击区提供了宝贵经验：水网地区同样可以形成“既能藏人又能打仗”的红色堡垒。这一军事价值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军史整理时才得到系统总结，而段德昌提出的“船帮火力”概念，更提前三十年预示了人民解放军后来在长江、珠江水系的作战思路。
遗憾的是，关于他个人的文字资料仍有限，多依靠战友回忆。好在那枚编号为001的烈士证书早已妥善收藏，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游客驻足时，常被工作人员提醒：证书上的“段德昌”三个字，是毛泽东亲笔。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，往往会想起那句回荡在中南海深夜的小声承诺——“我来给你证明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