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8月中旬的傍晚，城楼上吹来的风里夹着一丝凉意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正中央，视线扫过受阅的将领队列。北京军区的方阵却少了两张熟悉的面孔——司令员杨勇、政委廖汉生。旁人以为二位只是公务缠身，主席却随口一问：“司令员和政委怎么没来？”副司令郑维山硬着头皮回答：“他们……正在闹别扭。”这一句“闹别扭”，像石子丢进湖面，水波顷刻扩散。
北京军区被称作京津卫戍要地，不仅保卫首都，还要随时担负战略机动任务。军区最高指挥员若不在状态，中央毫无安全感可言。所以，毛主席随后发出一道简短而严厉的指令：立即把两人叫来，问清缘由。
事情要追溯到1955年。那一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军区划分，北京军区成立，首任司令员是“临危受命、敢打敢冲”的杨成武。当时他身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数职，近乎满负荷运转。中央已经注意到：京畿重地的司令若常年分身，他本人吃不消，安全链也容易松。可在干部普遍“多岗”状态下，能替换的人选并不好找。
转机来自朝鲜战场。1958年，志愿军总司令杨勇率部完成撤军任务返国。他从鸭绿江回到北京，功勋显赫，却暂时无合适岗位。那段时间，杨勇天天泡在家里的小院里，一支卷烟抽到半截就掐灭，心里憋得慌。周总理察觉他的焦虑，轻声安慰：“组织在琢磨位置，别急。”几周后，中央任命下达——杨勇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。京城军中一时热议：这位志愿军最后一任统帅即将守卫首都。
杨勇拿着任命电报去了总理办公室，开口第一句竟是：“怕占了老战友杨成武的位置。”周总理哈哈一笑：“老杨早盼有人分担，他已去总参当代理总长，你放心上任。”一句话放下杨勇心中石头，他整理行装奔赴新岗位。
1960年，北京军区又迎来一位重量级政委——廖汉生。此人脾气倔，少年时在湘鄂西山区吃过土豪劣绅的苦，从小就“认死理”。他比杨勇年长两岁，1955年授予中将衔。两人资历相近、级别一高一低，表面客客气气，暗地却藏着性格差别。
杨勇忙，是出了名的。会上看文件、听汇报两不误，文件翻到哪页，他心里门儿清。这个习惯在志愿军时期就养成，部属都理解。可廖汉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凡事要板板正正。矛盾终于在1966年春天的党委扩大会上爆发——
那天，杨勇边听边看材料，一名委员提了几条棘手意见。杨勇意识到情况严重，抬头说：“能否再详细讲一遍？”廖汉生觉得司令员“不专心”，当场拍桌：“人家刚说完，你怎么就没听见？这是对同志们的不尊重！”话音落地，屋里温度骤降。委员们面面相觑，没人敢接茬。杨勇的眉头挑了一下，没有顶嘴，但心里那口气憋着。两人散会后再碰面，礼节还在，情分却碎了一地。
僵局持续数月。日常公文流转生硬，部队大项训练需要军区双首长共同签字时，文件往返次数骤增。有人私下议论：“这要在战时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消息最终传到中南海。毛主席听后，只说八个字：“两个人，叫过来。”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二人被领进城楼小会客室时，夜色已经深沉。主席一句话切中要害：“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架？”接着，他把椅子往前拉，先点名杨勇：“开会看文件，是不是不好？”又看向廖汉生：“批评可以，话要注意分寸。”语气没多重，但句句钉子。
沉默片刻，杨勇先起身：“这毛病得改，我认。”廖汉生紧接着说：“讲话太冲，有损团结，也认。”听到这儿，毛主席露出微笑：“军区是一杆枪的两只扳机，一松一紧才好用，可不能各拉各的。”短短半小时，气氛冰融雪消，分歧化于无形。此后北京军区例会规定：所有与会人员发言时，桌面不摆别的文件；批评先点问题，后谈建议，不准带情绪。
飞速回到行伍中，两位首长用实际行动证明和解不是表面功夫。1967年首都卫戍演习，一千多辆车辆在夜间机动，司令员指挥路线，政委盯思想动员，协同高效。参谋长后来忆起：“那一仗，两个首长几乎形影不离，谁都不提旧账，好像从没红过脸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勇的“一心二用”习惯确实收了不少。他把文件提前让秘书摘要，进会议室只带小卡片；廖汉生也改变了讲话方式，点评先说“同志辛苦了”，然后才切入主题。这些细节，没有宣传报道，却实实在在提高了军区运转速度。
1971年，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，廖汉生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，北京军区进入新一轮领导班子。两人握手道别，彼此只说了一句客气话：“各自珍重。”那场曾让最高统帅亲自出面调解的争执，最终成了一段口耳相传的小插曲，更像教科书里“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”的案例。它提醒后人：在枪杆子上动脑子没错，可动嘴巴之前，还须顾全大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