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合国真要“散架”了？八十多年积攒的威望与根基，竟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不足一年间，被搅得支离破碎、摇摇欲坠！
上行下效，连以色列也公然绕开安理会决议，在冲突中持续扩大单边行动——那个曾被称作“全球治理压舱石”的组织，如今连最基本的道义分量，都快难以维系！
身为联合国掌舵人的古特雷斯，成了夹缝中左右为难的“两头受气者”。
任期临近终点、交接程序已悄然启动之际，他罕见地在闭门吹风会上直指中美：全球事务，绝无“共治”逻辑！
特朗普式“掀桌”，早已不是偶然，而是常态
实话讲，古特雷斯这届任期，确实难言亮眼，几乎未推动任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制性突破。
他四处奔走协调危机，可局势非但未缓，反而频频升级；最终外界评价趋于一致：一位勤勉却无力的过渡型领导人，也成为联合国成立以来，最具象征性挫败感的秘书长之一。
他并非缺乏远见或担当，而是联合国本就日益空心化的决策权，早已被五常中的主导力量牢牢锚定，其角色更接近于国际舆论的“首席传声筒”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统筹者。
偏偏在其政治生涯收官阶段，撞上了特朗普这样一位彻底颠覆外交惯例的强势执政者。
无论安理会决议、多边条约，还是长期形成的国际共识，只要触及其认定的“美国核心利益”，便毫不犹豫一票否决、全盘推翻。
于是，古特雷斯纵有系统性改革蓝图，也只能束之高阁；只能眼看着这个曾凝聚二战胜利成果的组织，日渐失去议程设定力与执行穿透力。
自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起，美国便彻底卸下“多边主义旗手”的外衣，全面转向赤裸裸的“实力至上”路线。而联合国，则首当其冲，成为其战略重置中最显眼的“靶标”与“清算对象”。
最直观的冲击，便是史无前例的“退群风暴”。
短短十二个月内，美方以“主权受损”“成本过高”“规则不公”为由，接连退出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、《巴黎协定》执行框架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（UNHRC）等关键平台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026年2月，美方一次性宣布退出包括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附属机构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专项委员会在内的66个功能性国际机制，刷新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单国系统性撤出多边架构的纪录。
这场近乎“断链式”的抽身，直接导致联合国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、气候资金调配、数字治理标准制定、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数十个合作轨道上陷入停摆，大量已签署协议、正在落地的跨国项目被迫中止。
更致命的一击，来自财政命脉的截断
作为联合国常规预算最大出资方，美国依法应承担22%的行政经费及28%的维和行动拨款。然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，会费缴纳几近归零。
截至2026年3月，不仅2024财年全额欠款尚未清偿，历史累计拖欠总额已突破31.2亿美元大关。
这一断供态势，迅速将联合国拖入深度流动性危机。
古特雷斯于今年1月28日向全体会员国发出紧急照会，明确预警：若无实质性补救，联合国运营资金极可能在7月中旬前彻底枯竭，届时将不得不启动强制性裁员、暂停非核心项目，并面临部分总部职能瘫痪的风险。
除自身“破局”，美方还默许甚至纵容盟友挑战联合国制度底线。
以色列多次无视安理会第2334号等具约束力决议，在被占领土持续推进定居点建设，并对加沙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。联合国多次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、启动紧急特别会议，却始终未能促成任何实质性政策回调。
而作为以方最坚定支持者，美国不仅在安理会数十次动用否决权阻挠涉以决议通过，更在多数场合拒绝参与相关磋商，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实际效力大幅缩水。
古特雷斯曾数度亲赴中东斡旋，提出“双轨并进”停火方案与人道准入路线图，但均未获美方与以方积极回应，最终方案文本沉寂于文件柜，再无下文。
在此种结构性压力下，古特雷斯的履职空间被压缩至极限。
他既无法承受得罪美方带来的资源断供与政治反制，又必须维持联合国作为中立平台的基本公信形象，结果只能在双重压力间不断微调立场、反复释放模糊信号。
其发布的多数谴责声明、调解倡议与改革建议，逐渐演变为一种象征性姿态——既无法扭转单边行动节奏，亦难以平息广大中小国家对公平缺失的强烈质疑。久而久之，联合国的制度合法性与行动号召力同步滑坡。
卸任前的“最后一搏”：直击中美核心关切
在任期倒计时进入百日之际，古特雷斯于纽约总部召开专题记者会，首次以正式口径公开强调：“全球治理不存在‘中美共管’这一选项。”
此语表面强硬，内里满是沉重，折射出他对当前权力结构失衡的深切忧虑，也映射出他对联合国存续价值的终极叩问。
他之所以如此表态，根本在于警惕多极化演变为“新阵营化”——即大国以集团对抗替代协商共治，以排他性联盟取代包容性机制。
他援引物理学基本原理指出：当今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，正呈现剧烈的“反作用力放大效应”；而这种放大，正被日益加剧的大国互信赤字、选择性追责缺失以及规则适用双重标准所持续加剧。
现实印证了他的预判。
中美战略竞争已从贸易摩擦延伸至人工智能伦理框架、太空资源开发准则、全球数字货币结算体系等前沿领域，博弈维度空前拓宽。
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“去全球化”政策，本质是试图冻结现有权力再分配进程，固守单极红利，抵制中国等新兴力量在国际标准制定、发展融资主导权、技术治理话语权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不少中等强国担忧，若中美走向事实上的“G2共治”，或将形成新的等级化秩序，挤压中小国家政策自主空间，重演“中心—边缘”依附结构。
古特雷斯的发声，亦含明确警示意味——既是对潜在合谋倾向的预防性划界，更是对国际社会集体理性的唤醒。
他深知，联合国若想重获生命力，必须挣脱“大国代理机构”的定位桎梏，回归《联合国宪章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、集体安全与普遍参与三大基石。
现行全球治理体系，奠基于1945年旧金山会议，其权力配置、席位结构与决策机制，已严重滞后于今日世界现实：新兴市场国家GDP总量占全球超40%，南南技术转移年增速达17%，小岛屿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重持续上升……再由少数国家垄断议程设置权，早已丧失正当性与可持续性。
他倡导构建“韧性多极化”（Resilient Multipolarity），主张全球性挑战必须依托强健的多边平台协同应对，要求所有成员国——无论体量大小、发展阶段——均能平等接入决策流程、公平享有发展成果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。
点名中美，实为呼吁两国超越零和思维，以切实行动支持安理会改革、资助多边发展基金、开放技术合作通道，真正践行《宪章》精神，而非沉溺于霸权幻觉或共治迷思。
不过，这番临别箴言能否激起涟漪，尚属未知。
特朗普政府奉行“交易型外交”，对联合国的建言向来视若无物，反而加速推进“替代性多边架构”建设，意图分流其职能与影响力。
而中国方面，始终将联合国视为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核心舞台，坚定维护其权威性与普遍性，从未提出所谓“中美共治”概念，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、各国事务由本国人民决定、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商议。
因此，古特雷斯此番表态，主要指向对象实为华盛顿的决策圈，同时也意在安抚那些在变局中感到迷失的中小成员，传递一个清晰信号：联合国不会沦为大国角力的附属品。
尾声
古特雷斯即将交出接力棒，这段任期注定被定义为“承压期”而非“突破期”。
他未能遏制联合国影响力的系统性衰减，未能有效整合碎片化的人道响应体系，更未能化解迫在眉睫的财政断流风险。
但这些困局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能力局限——其深层症结，在于二战后建立的权力结构与21世纪全球力量格局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，一名秘书长所能撬动的杠杆，终究有限。
归根结底，联合国面临的不只是预算危机或程序僵局，而是多边主义范式与单边权力逻辑的正面交锋，是战后秩序遗产与数字文明新秩序的历史性对话。
特朗普的“掀桌”，只是矛盾积累后的集中爆发；即便没有他，结构性张力仍将持续发酵。
而古特雷斯离任前的郑重提醒，与其说是对两个特定国家的规劝，不如说是一份面向全人类的警世恒言：
请勿让历经八十载风雨淬炼的多边体系轰然坍塌；
请勿让数千万人用生命换来的集体安全机制形同虚设；
请勿让人类刚刚起步的气候正义、数字公平与和平利用外空等共同事业，再度让位于狭隘的地缘算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