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临终遗言，道出自己不放张学良的原因，宋美龄听后潸然泪下|张学良|蒋经国

1975年4月5日午后，台北士林官邸的走廊里充满药味。病榻前，蒋经国俯身倾听父亲的低语，只听得一句：“此人仍是笼中虎，万不可开笼。”这短短十个字所指，正是已被囚禁近四十载的张学良。站在一旁的宋美龄握着手帕，眸中泪光闪烁。她心里明白，那个昔年在上海滩风度翩翩的年轻将领，恐怕又要熬过一个无望的春天。

张学良失去自由，始于1936年冬天的枪声。那场突然而至的兵谏将蒋介石的全部筹划打了个对折，也把东北“少帅”推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暗夜。可要说在此之前，两人并非毫无情谊。1930年中原大战胶着之际，张学良率十多万精锐出关，三周内平定华北。南京城万人空巷迎他，蒋介石亲自到城门外作陪，摆下最体面的长街香案。那时的兄弟之交，在相机快门声中定格，却也在六年后碎裂成渣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蒋介石的疑心并非骤起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他就曾私下感慨：“倘若少帅能专心抗日，此生何愁不得其所？”话里话外满是忌惮。西北督战时，张学良掌控近二十万兵马，外有红军游走，内有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势，蒋介石插手的空间越来越小。于是在西安，他成为被缴械的那一方，也种下了“此生不释”之因。

1937年春，张学良被押至浙江奉化的雪窦山。高墙、松林、厚重的门闩，日复一日地切断了外界消息。友人来信、报纸杂志都要先过军统特务之手。偶尔有人探视，“少帅”仍风度翩翩，谈笑里掩不住惆怅。有人记录下他的自嘲：“我的天下只剩院墙这片天。”简短一句，道尽孤寂。

战火越烧越旺，蒋介石的心思却依旧盘桓在昔日那一幕。为了彻底隔绝风险，他让飞机把张学良一路送往郴州、凤凰山、黄山，几乎每换一处战区，就把老朋友和随员再“请”深一点的山林。风声雨声都不及耳边守卫的步枪声清晰，张学良所能做的，只剩下日记、宗教、或者遐想当年。

有意思的是，宋美龄始终没有忘记那段青春旧识。她时常托人携带纸笔、书画乃至西洋小乐器送入幽禁地，盼他心境平稳。张学良感激非常，曾低声对看守说道：“夫人于我有重生之恩。”一句轻语，被草木记下，也被风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
抗战胜利后，时局再变。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，张学良随之被押上“蒋公专机”。彼时他四十八岁，已习惯在禁锢中观天色，看云卷，看海涛。岛内政局动荡，老将仍被置于山中静修。对外，他仿佛消失；对内，却始终是“潜在威胁”。支持者散布各地，偶尔还有电报涌向台北，要求还其自由。每一次风声，都让蒋介石加深戒心。

时光一晃来到七十年代。海峡两岸局势早非当年，但蒋介石的记忆停在西安的机枪声里。政治得失与个人恩怨交织，令他在病榻前仍念念不忘“囚虎”。宋美龄柔声劝道：“都过去了，他已六十有余。”蒋介石摇头，气若游丝，却仍坚持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。”这句话，蒋经国默默记下，却未必真服膺。

掌权后的蒋经国并未立即开锁，他选择温火慢炖的办法——逐步放宽限制：可以读书，可以下山礼佛，可以偶尔赴宴。张学良在新竹过起了种菊画兰的日子，收藏石头、练习书法，偶有记者探访，他只是摇扇微笑：“天命如此。”外界再度响起“放人”呼声时，蒋经国摆出温和的笑，说要“再议”。

1988年1月，蒋经国病逝。制衡的枷锁裂了一道口子。隔年，台北当局终于宣布解除张学良的种种限制。消息传来，他恍若失语，良久才向身侧的卫士低声道：“此生还能见到外面的世界，算是老天怜我。”这句朴素感慨，被后人称作迟到的自由颂。

为何蒋介石死前仍念念不释？不少史家给出三点：一是权力直觉。张学良曾端起十万大军，短时间改变华北战局，这份组织力让蒋介石心惊。二是政治面子。西安城头“捉蒋”成了国人茶余话题，释放张学良等同默认当年之失。三是家族权威。蒋氏政权退守台湾后，赖一层“反共抗俄”合法性维持，放走当年的“兵谏者”，极易被诠释为立场动摇。三重忧虑交织，于是临终一纸遗言，依旧是那个“不可放”。

遗憾的是，这道“封印”最终敌不过时间。张学良1990年离开新竹后，先赴美国疗养，行李中只有几箱书信与山中所绘兰花。他在檀香山度过晚年，常忆少年意气。据友人转述，他偶尔会提到蒋介石，语气平淡，既无怨毒，也无感激，只说：“他信不过人，也信不过命。”言罢轻叹，似乎把半生败兴都化作尘埃。

若细数张学良一生，高光时刻确实停在三十六岁之前：东北易帜、入关平乱、西安扣蒋。接下来五十余年，他仿佛在历史的侧影中慢慢老去。有人痛斥他一走了之导致东北沦陷，也有人称赞他以一己自由换得民族转机。两种评价，如同镜子的正反，不断闪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