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3月14日上午九点四十分，北京春寒料峭，人民大会堂内灯火通明。主持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首次会议后，万里抬腕看了看表，十八分钟的议程已尽，他站起身来，只说了两句简短的话，旋即离开。这一刻，他把委员长的椅子和聚光灯一并留在了身后，自此自称“普通党员”，进入了新的人生段落。
退而不休却又远离热闹，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基调。会场外的日子，他立了“三不”——不剪彩、不题字、不挂名誉职务。秘书苦口婆心，“您露个面，对社会是鼓励。”他摆手：“惹一身袖标，不如让新同志安心干活。”语气不重，却无人再劝。
同年秋天，北京迎来第七届全运会。看台上旗海翻涌，现场少了那位标志性的高个子身影。外界猜测他是否抱病，事实上，老人正悠哉游哉地徜徉在昌平苹果园，和老乡聊收成。对他来说，香甜的白富士，比镁光灯更能提振精神。
1994年转瞬而至，建国四十五周年，首都要放盛大焰火。名单拟好后送到吉祥里小院，礼宾人员婉转邀他登城楼观礼。万里看完信，沉吟片刻，只写一句回条：“我不宜再露面。”随后合起信纸，像翻过一页日历。
可家里的小姑娘们却忍不住欢呼：“爷爷，听说那天安门广场好美！”他笑着摇头：“焰火嘛，哪个方向不一样绽放？”十月一日晚，家人们跟随他悄然进入人民大会堂三楼的西藏厅。帘子一拉，长安街霓虹与礼花照彻夜空，孩子们兴奋得拍掌，他在角落抿茶观赏：“清清静静，多好。”翌日的报纸罗列众多出席者，却找不到他的名字，他只道：“我来是看热闹，不是让人看我。”
低调并不等于抽身事外。退居后，他仍每天读报、批注内参，一支红蓝笔用到光秃。水利、三农、教育，只要有人上门征询，他照讲无遗，“听不听是你们的事，我把话放在这儿。”1998年长江抗洪，前线指挥部就采纳了他的“上下游统筹”建议，事后专程汇报结果，他笑着点头：“能用就好，不用亦可。”
支撑他精神、体魄双重活力的，是“两件法宝”——网球和桥牌。网球拍他从少年时代就没撒过手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曲阜师范求学，操场上常见他挥拍如风。1970年代末，老布什在北京出任美方联络处主任，两人隔着球网“过招”，一打就是几十年。有人担心年迈不宜剧烈运动，他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跑得动，心就敲得响。”2003年他八十七岁，打球时闪了腰，医生下禁令让他卧床百日。两周后，他求着保健医生“去球场透口气”，从场边看起，再到十分钟挥拍，硬是凭着意志把禁令化作摆设。
桥牌是他的另一方天地。1949年，从河北涉县南下大西南的江轮上，邓小平把他“拉下水”——在几盏马灯下对打叫牌。此后逢战事稍歇，两人便对面坐下，各握一把牌推敲。多年下来，万里练就了大胆精细的叫牌风格。世界桥牌大师杨小燕与他搭档时感慨：“他的计算让人佩服，常常出手令人拍案。”到了耄耋之年，他依旧每周三次打牌，从不迟到。聂卫平做搭档，被他的胆气镇得连连咂舌：“万老啊，牌桌上杀气腾腾，像在指挥千军万马。”
运动之外，他守着一颗淡泊心。礼品退回，宴请推辞，子女想安排补品，他摇手：“没病别乱补。”家里只有一瓶普通维生素，外加一台旧式转盘唱机。来访者好奇他如何长寿，他摸摸胸口：“心宽似海，动则不衰。”
2015年7月15日，清早六点十分，万里在北京安静离世，享年九十九岁。床头放着的依旧是那把磨得发亮的网球拍和一副边角卷曲的桥牌。临终前，他对儿子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要是能倒在球场或牌桌旁，岂不畅快？”平常语气，像一记稳健的反手截击。
市井传说很多，有的夸他机敏，有的赞他豁达。真实的万里，也许就藏在那夜的西藏厅：把万众瞩目的位置让给后来者，自己在灯火辉煌的另一端，观看属于国家的绚烂烟花。没人注意到他，他却看得分外认真。这份从容自守，正是他留给时代的背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