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的中南海怀仁堂，授衔典礼刚结束，人群散去，王稼祥站在台阶旁擦拭军帽上的星徽。望着远处与女同志交谈的萧劲光，他忽然想起十七年前延安窑洞外的那个午后——那一场看似随意的介绍，让自己成就了此生最重要的姻缘。
时针拨回1938年9月。当时延安正召开六届六中全会，会场气氛紧张而热烈。白天讨论军事路线，夜里研究国际形势，各路代表来去匆匆。休会间隙，毛泽东提议到院子里走走，随同的正是自苏联归国不久、身着灰色军装的王稼祥。一阵秋风掠过树梢，有人迎面而来，背光处只见一袭白大褂。毛泽东招手：“小朱，到这边来。”王稼祥抬眼，那位女医生爽朗敬礼，举止干练。短暂寒暄后，她转身离去，碎石小径上仅剩一抹白翠色的背影。
人影刚没入拐角，王稼祥止不住好奇，“她是谁？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毛泽东笑了笑，语调放缓：“湖南老乡，朱仲丽，留过洋，外科见长。对了，你肩膀那点老毛病，也是她给治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稼祥的心思，“想再见她？去找萧劲光，他是她姐夫。”一句话，像给参谋做了最精准的侦察指示。
其实毛泽东与朱家相识已久。1920年前后，毛泽东在长沙常去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氏家塾讲课。那年幼小的朱仲丽常围在“毛叔叔”身旁问东问西，“为什么你的笔名叫二十八画生呀？”毛泽东揉揉她的辫子，“图个省事，还能保密。”旧日笑问，化作多年后的久别重逢：1938年盛夏，她抵达延安，甫一落脚就被请去杨家岭的窑洞。她前脚刚站定，就先冒出一句湖南话，“毛叔叔，您身体可好？”随即意识不妥，忙挺直腰敬礼，“毛主席！”毛泽东大笑，亲和之情瞬间拉近。
延安时期医生奇缺，朱仲丽不仅得在边区医院一天完成数场手术，还要兼负责中央首长保健。她给毛泽东制定散步与跳舞相结合的理疗计划，主席原本对舞步毫无兴趣，经她劝说才勉强试试。窑洞外的土场上，交际舞节拍与夜色的蟋蟀声交织，毛泽东大步旋转，半开玩笑，“你成了我的指挥官。”朱仲丽握着鼓槌似的手心滔滔而谈，肩周炎因此渐缓。
几个月后，王稼祥依照“指示”行动。他写信给萧劲光，先要三匹蒙古小马作掩护，然后顺带一句“请带您姨妹来坐坐”。萧劲光一看便心领神会，安排朱仲丽到窑洞“会诊”。首次正式会面，只说了十来分钟，因为电报急件催得王稼祥转身就走。短短片刻，却足以点燃双方好感。此后体检、网球、学俄语，一次次偶遇，彼此印象更加深刻，却总欠临门一脚。
同年冬，李富春成了“红娘”。在延河岸边，他笑问朱仲丽：“要什么条件才肯嫁？”朱仲丽随口：“让他戒烟。”原本只是一句玩笑，消息传到王稼祥耳朵里，他当天就把烟卷、旱烟袋统统撤了。寒风里，杨家岭的灶火升起，戒烟的决心比炊烟更稳定。
1939年正月十五，延安城把最好的小米、羊肉省下来蒸馍做羹。婚礼简朴，棋盘凳子当礼桌，彩灯用油纸糊成。一向风趣的毛泽东端着粗瓷碗来祝贺：“新娘我认识，湖南妹子辣得很，稼祥同志好福气！”两人对视而笑，朴素却庄重的仪式，比精雕细刻的花轿更让人动容。
婚后生活依旧奔忙。1940年春，朱仲丽怀孕却因重度妊娠剧吐导致脱水。她自己判断必须引产，否则凶多吉少。王稼祥听后虽心如刀绞，却果断同意。术后并发败血症，再度徘徊生死。三个月的日夜守护，王稼祥端水喂药，翻身擦汗，从未离开半步。躺在病榻上的朱仲丽悠悠醒转，只说一句：“幸亏当初认定了你。”
劫后余生，朱仲丽提出做阑尾手术时一并结扎输卵管，以免再次影响工作。王稼祥仅用一句话回答：“没有孩子，也一样把革命和你照顾好。”朴素承诺胜过千言万语。此后多年，他在中央外事、统战岗位辗转，胃病、肠伤时常复发，朱仲丽随行诊治，边备药边记录病历，工作笔记夹着他的体温表，一格一格折痕清晰。
1955年授衔后，生活步入平稳。王稼祥偶尔挨不过朱仲丽的“医嘱”，还会被拉到院子里散步。警卫员笑称：“王副部长只听朱大夫的。”其实外人很难想象，这位昔日留苏谈判代表，在妻子面前甘当“小患者”。
1974年1月25日，王稼祥因病离世。病榻前，朱仲丽握着他的手脉，沉默无语。葬礼后，她把所有精力转到医学写作与回忆录，记录那段岁月的温度与疼痛。1996年，她协助摄制延安医疗史纪录片，81岁还亲自踏访曾经手术的窑洞。2014年2月8日，朱仲丽以99岁高龄谢世。整理遗物的晚辈发现，夹在旧白大褂口袋里的折叠信纸依旧雪白，上面是一行遒劲字迹：“戒烟之日，定终身之时——稼祥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