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4月，瑞金城外的一间破庙里，毛泽东看完中央来信，沉默了很久。信里的意思很明确：红四军要化整为零，朱德和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，到上海向中央报到。
这是生死关头的抉择。几天后，毛泽东提笔给中央写回信，信中提到两个人的名字——刘伯承、恽代英。他说，这两人如果能来，"那是胜过我们的"。
这句话，后来被反复解读。但真相究竟如何？
1929年1月14日，天还没亮透。
井冈山上的红军开始收拾东西。三千六百多人，穿着单衣草鞋，扛着几百支破枪，准备离开这个坚守了一年多的根据地。不是不想守，是守不住了。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，调集了三万多人，正在四面合围。粮食断了，盐巴没了，每天每人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，连这点钱都快凑不齐。
毛泽东和朱德商量了一夜。留下来是死，出去打还有活路。最后决定，彭德怀带着红五军和王佐的部队留守，主力部队下山，往赣南方向突围。
但事情比想象的糟糕得多。
红四军一路南下，身后追兵不断。人生地不熟，找不到向导，老百姓被国民党的宣传吓得躲得远远的。沿途遇敌就打，打一仗败一仗，连打五仗全输了。部队士气低落，有人开始动摇，想着是不是真的要散伙了。
转机出现在2月10日。
红四军走到瑞金县城北面三十公里的大柏地。追击的刘士毅旅也赶到了。毛泽东一看地形，心里有了底。这里有个叫麻子坳的地方，两边山势险要，正好打伏击。他让部队埋伏了两天两夜，不许出声，不许生火。等敌人钻进口袋阵，四面开打。
这一仗打得痛快。歼灭刘士毅旅大部，俘虏八千多人，缴获枪支弹药无数。"朱毛红军"的名号，从此在赣南闽西传开了。三年后，毛泽东路过大柏地，还专门写了首词，开头就是"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"。
但当时没人有心情庆祝。部队继续往南走，目标是闽西。那边山高林密，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，适合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3月11日，红四军第一次踏入福建地界。
头一个对手，是地方军阀郭凤鸣的部队。这支部队有三千多人，在长汀一带驻防。红四军绕到侧翼，突然发起攻击。郭凤鸣部猝不及防，被打得七零八落。打扫战场的时候，有几个敌兵围着一具胖子的尸体哭，一问才知道，这个胖子就是郭凤鸣本人。
拿下长汀，对红四军来说，简直是久旱逢甘霖。
城里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，每个战士发了两套军服、五块大洋。这在当时算是巨款了。部队的军容焕然一新，士气也起来了。毛泽东和朱德开会，决定就在赣南闽西这一带发动游击战，创建新的根据地。
但就在这时候，彭德怀那边传来消息。
井冈山失守了。彭德怀带着剩下的两百多人突围出来，一路打到赣南，占领了安远、瑞金。他看到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打起来了，赣南的守军被抽走不少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他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信，建议红四军回师赣南，把湘赣边界的几块根据地连起来，形成更大的割据局面。
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信，立刻调整计划。4月1日，红四军主力赶到瑞金，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。
两支部队会师的时候，场面很感人。彭德怀后来回忆说，那天中午，他和朱德、毛泽东一起吃午饭。所谓午饭，就是每人用洗脸毛巾包一碗冷饭，就地坐下，喝着冷水往下咽。
没有菜，也顾不上讲究。从1月14日在井冈山分手，到现在会师，才过了两个半月，但两支部队都经历了千难万险。
彭德怀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详细汇报了一遍。毛泽东听完，说了一句话：第三次"会剿"是很危险的，当时不应该决定让红五军留守井冈山。但话说回来，井冈山丢了，但人没丢，队伍还在，这就是希望。
就在会师后的第二天，中央特派员带来了一封信。这封信，2月7日就从上海发出了，因为交通阻隔，现在才送到。信里的内容，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
这封信，后来被称为"二月来信"。
信里说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，红军的目标太大，容易被敌人集中对付。中央的意见是，红四军应该化整为零，分散成十人到百人的小队伍，藏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。而朱德和毛泽东这两个"大目标"，最好脱离部队，到上海向中央报到。
毛泽东看完信，猛烈地抽烟。他没说话，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他很生气。
4月5日，前委在瑞金开会，讨论怎么回应这封信。会议气氛很紧张。大家都明白，这不是简单的工作调动，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。
经过激烈讨论，前委形成了统一意见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太悲观了。事实摆在眼前——红四军刚刚在大柏地打了胜仗，在闽西站稳了脚跟，正准备大干一场。这时候要把队伍分散，把朱毛调走，这不是让红军自己散伙吗？
但中央的指示也不能不回应。毛泽东提笔给中央写复信。
信里先分析了形势。他说，全国革命高潮快要来了，不是低潮。蒋介石和桂系打得不可开交，给了红军发展的空间。红四军不但不能散，反而要抓紧时间扩大队伍，争取在一年内拿下江西全省。
然后话锋一转，毛泽东写道：如果中央因为其他需要，一定要调整朱德和自己的工作，希望派得力的人来接替。紧接着，他提出了两个人的名字——
"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，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务，两人如能派得来，那是胜过我们的。"
这句话写得很客气，也很有分寸。但它背后的意思很清楚：不是不服从中央，而是希望中央能派真正懂军事、懂政治的人来。如果派不来，那就说明中央也知道，朱毛现在不能离开。
同一天，彭德怀也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里说得更直白：朱德和毛泽东必须留在部队。危难时刻，只有领导者和群众同生死，部队才能渡过难关。如果他们离开，红军立刻就会被消灭。
两封信，4月5日同时发出。但这两封信要送到上海，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。而在这期间，红四军还要继续打仗，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。好在几天后，形势又有了新变化。
中央在4月7日又发了一封新的指示信。
这封信的口气和"二月来信"完全不同。信里说，收回之前的命令，红军不用化整为零，朱毛也不用离开。如果实在走不开，可以派得力同志到中央来汇报讨论，然后再回去工作。
要求是，扩大游击战争范围，抓住蒋桂战争的机会，继续发展。
这等于是承认了之前的判断失误。毛泽东收到这封信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红四军继续在赣南闽西开展行动，集中领导的体制保持了下来。
但那句"刘伯承可以任军事，恽代英可以任党及政务，胜过我们"的话，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。这两个人，究竟是谁？他们真的比毛泽东和朱德还厉害吗？
先说刘伯承。
刘伯承当时在苏联。1927年南昌起义后，他和吴玉章等人去了莫斯科，先在高级步兵学校学习，后来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。1929年他还在学校里上课，根本不可能回国接替红四军的领导工作。一直到1930年8月，刘伯承才从苏联毕业回国，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。
也就是说，毛泽东提出刘伯承这个名字，其实是明知道中央派不来人。
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。既表示了服从中央的态度，又用实际情况堵住了中央调走朱毛的路。因为中央如果真想派人，就得承认——现在确实没有比朱毛更合适的人选。
再说恽代英。
但问题在于，恽代英能不能离开上海？中央舍不舍得把他派到红四军去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上海的工作同样重要，恽代英在那里发挥的作用，不比在红四军小。
所以毛泽东这两个人选，说是推荐，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态。既肯定了刘伯承和恽代英的能力，又暗示了红四军现在的领导不可替代。
1931年4月29日，恽代英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害，年仅36岁。刘伯承后来回国，参与中央军委工作，在长征和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而那封"二月来信"引发的风波，最终以红四军的坚持告终。中央收回了让朱毛离开的命令，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站稳了脚跟，逐步发展壮大。1930年到1931年，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三次"围剿"，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，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。
历史证明，1929年4月那个关键时刻，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。红军不能散，朱毛不能走。如果当时真的按照"二月来信"去做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改写。
至于那句"胜过我们"，与其说是谦虚，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——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能打胜仗、能带好队伍的人，才是最需要的人。刘伯承和恽代英固然优秀，但当时在前线浴血奋战的，只有朱德和毛泽东。
这才是历史的真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