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初夏，西安南门的天刚泛白，胡宗南站在城楼上，长久地望向渭河方向。几个月前，他还扛着“西北王”的威名统率二十多万中央军，如今只剩寥寥数千残部。风卷黄沙，他的军旅人生也随之坍塌，这一幕恰像是命运的预告——十三年后，他将在台北病榻上举臂而终。
在黄埔一期的学生名册里，他的名字靠后，因为身高不够，最初还被刷了下来。是廖仲恺一句“娃娃有骨气”把他拉了回来。此后，胡宗南几乎以一骑绝尘的速度晋升：团长、师长、军长、集团军总司令，直升到战区司令长官。蒋介石倚重他，西北军心服他，“十三太保”推他为首。那是胡宗南最风光的年头，很多老部下回忆，“胡长官走到哪儿，腰杆都是笔直的”。
1936年，西安事变前夜，他在西安城外布防，领命防范老同学张学良的“意外之举”。政坛风云莫测，他却始终认定蒋介石。朋友提醒他“左右逢源才是上策”，胡宗南却挥手道：“此身许党国，何敢两边站。”一句话，道尽黄埔嫡系的忠诚与局限。
抗战八年，胡宗南擅长运动防御。在兰封会战、武汉会战中，他多次挡下日军精锐，给自己贴上“御林铁军”的标签。胜绩虽屈指可数，却足够让他在蒋介石面前占得先机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他被派往西安，负责西北剿共大业。对外，他是“西北王”；对内，他更像蒋介石布在大后方的“压舱石”。
然而，战争远比他在校场上练操复杂。1947年春，他奉命率25万兵力北上，目标只有一个——一举拔掉延安。出发前，胡宗南自信写下“克复延安”四字，贴在司令部墙上。据说，他在指挥车里翻《水浒》，对身旁副官笑道：“此去三旬，可完大功。”副官暗自叫苦，却不敢开口。结果众所周知：蟠龙一战，两大精锐军被彭德怀抽丝剥茧，引北失南，整二十九军近三万人一朝覆灭。电文飞到南京，蒋介石沉默良久，只在电报底稿上写下“痛心”两字。
这一败，让胡宗南的军旅生涯急转直下。延安被重新收复，再加上三战三捷的西北野战军一路逼近，他先后弃守延安、咸阳、西安。每向后一步，昔日的荣光就褪去一层。1949年春，他奉命护送蒋介石南逃，却在雷州半岛因暴雨迫降，队伍溃散，狼狈渡海，只带走六名亲随。
到了台湾，胡宗南再无军权。表面上，他任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；实际上，日日在阳明山老宅与报纸为伍。1950年5月，沉闷的空气被一封弹劾信刺破。监察委员李梦彪联名四十余人，指其“失守西北，贻害党国”，要求严惩。信件传开，茶楼酒肆议论纷纷，说他“通共放水”，也有人嘲笑“西北王变成西北亡”。胡宗南无奈写下长篇自辩，罗列兵力、粮秣、局势，句句推责于马步芳、杜聿明、阎锡山，“诸将不协，绥师难固”。蒋介石看后不置可否，把奏折搁在一旁。留职察看，既不褒也不贬，实际上已将他晾入冷宫。
失意的日子里，他最爱坐在院中落地窗前，翻《罗马史》。偶尔一阵风吹过，竹影婆娑，他会自嘲道：“凯撒马失前蹄，也是一瞬。”儿子胡武璋劝慰：“父亲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”他叹口气：“悔不当初，倒不如战死穰城，省得受这后半生的闲气。”言语里尽是灰败。
1961年冬，胡宗南被确诊为严重心脏病，医嘱静养。他却仍每日清晨着军装，颤抖着手写日记。侍医记下他的一句牢骚：“英雄末路，生不如死。”这并非矫情，而是他对自己半生追随的质疑——如果当年选择另一条路，结果会否不同？
病情加重。1962年2月7日，他被送进台北陆军总医院。起初还能勉强下床，数日后便陷入半昏迷。14日凌晨三点，病房里灯火微弱，护士刚替他量完脉搏，转身取药，只听他猛地抬起左臂，似要敬礼，又似要招呼谁来。嘴角挤出几声低沉呼号，戛然而止。医生赶来，瞳孔已散。
讣告写得谨慎：前西安绥靖公署主任、一级上将胡宗南，病逝，享年六十岁。纸张薄如蝉翼，四个大字“追念无穷”显得格外寂寥。蒋介石在告别式上沉默良久，只送来一束花圈。旧部零落，来者寥寥，多是昔日部下的后人，吊唁词千篇一律，唯胡武璋鞠躬时潸然泪下。
台湾的冬雨连绵不绝，灵车缓缓驶向阳明山半山腰。同行者记得，胡武璋在车内低声念叨：“父亲常说，若早在延河边上阵亡，也算对得起黄埔两字。”这句心声，比挽联更像墓志。
胡宗南的一生，像一条被命运推搡的长河。少年饱读经史，青年投身黄埔，中年叱咤西北，晚景却以病榻和忏悔收场。他曾坚信“铁血可以开疆”，却没料到战略判断的偏差、派系倾轧的暗流，会让自己一步步陷入绝境。成也同乡情，败也同乡情；兴于战场，殁于病榻，历史把锋芒毕露的将领雕成了警示碑。
他的遗物里，有一本翻到残破的《史记》，书页折痕处写着两行小楷：“才兼文武犹需慧眼，得失之间一念生死。”据家人回忆，那是他多年前在西北驻地的自勉句，字迹遒劲，如今却成了无声注脚。
胡宗南的故事就此定格。多少荣光、多少遗憾，皆随那只在病榻上骤然高举的左臂，划出终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