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2月25日清晨，苏共二十大会场灯火通明，赫鲁晓夫突然拿出那份后来被称作“秘密报告”的长稿。四个多小时，他揭开了斯大林的种种黑幕。台下的沉默，比莫斯科的寒风还要刺骨。
消息传回北京，中国领导层迅速组织翻译、讨论。苏联一句“全面否定”，等于把十几年里举过的旗帜扔进炉子。有人皱眉，有人摇头，更多人选择再观察。毕竟，中苏同盟条约墨迹未干，斯大林在中国工农兵心中还是“老朋友”。
两国间的裂痕并非一夜成形。1950年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时，“兄弟般的情谊”写在报纸头版，但朝鲜战争、经济援助配额、工业合同分成……一项项细账翻出来，声音开始走调。斯大林去世后，权力更迭带来的政策逆转，让这条缝越撕越大。
1959年9月底，赫鲁晓夫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飞抵北京。10月2日，中南海颐年堂，六张长桌拼成的椭圆形会场里弥漫着浓茶味。谈台湾、谈核武、谈对美态度，说着说着就火药味升腾。陈毅挥着大手：“朋友归朋友，原则不能让。”赫鲁晓夫拍桌反击：“在党内，我是第一书记！”短短几个小时，气氛降到冰点。
北京的“客场失利”，成了赫鲁晓夫心里的一根刺。1960年春，他下令撤走全部在华专家，同时对外宣布削减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同。5月，中共决定派彭真率团赴莫斯科，希望还能把话说道理上。
6月15日夜，克里姆林宫专门准备的圆桌被搬进谈判室，灯光打得刺眼。开场礼貌寒暄不足五分钟，双方就进入白刃战。赫鲁晓夫面前摊着几份资料，不断敲桌面。谈及斯大林时，他突然冷笑：“彭真同志，你们要斯大林？好办，我们连棺材一块儿送到北京，让你们天天瞻仰。”一句话，把座位两边的气压降到谷底。
彭真并未立刻回击，他把水杯放下，慢慢说：“对领袖的评价，不是棺木能解决的。我们承认错误，也要承认功劳。简单抛弃，只会抛弃历史。”语声不高，却逼得翻译停顿了一下。
在那场持续到凌晨的交锋里，苏方代表轮番上阵。赫鲁晓夫端着“反斯大林”的旗帜，一次次将矛头指向“路线差异”。中国代表团虽然处于“客场”，却紧抓“独立自主”四个字，不肯后退半步。会后，彭真写给中央的电报只有一句总结：分歧扩大，但谈判仍要继续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斯大林遗体当时已不在列宁墓。1956年10月31日凌晨，苏共中央派工作组悄悄把棺椁移至红场墓园墙下，连墓碑都缩成小块花岗岩。对英雄与罪人的界定，被深埋在夜色里。中国官方代表至此也弄清：赫鲁晓夫的“搬尸”挑衅，其实是想用最极端的方式迫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就范。
如果把1956至1960年的中苏关系画成股市曲线，曲线在1958年还高位横盘，到1960年已直线跳水。技术专家撤离、工业图纸收回、卢布贷款中断，这些“经济手刃”比口头批判更疼。东北一些在建工厂甚至因缺少轴承型号数据被迫停工。
很多研究者把赫鲁晓夫的急转弯归结为个人性格：急、硬、逞口舌之快，却低估了对手的韧劲。不过，不能忽视他国内的权力斗争。反斯大林，是他摆脱集体领导束缚的捷径，也是拉拢知识分子、青年军官的重要筹码。砸偶像，树新牌，逻辑清楚得很。
至于彭真，他在莫斯科那几天的记事本后来公开过几页，上面有一句用俄语写的备注：“评价历史人物，需要放在历史长轴中——不要让一时的气味遮住主线。”短短二十几个字，却能窥见当时中共高层对“斯大林问题”的基本态度：既不神化，也不急于弃之如敝履。
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，赫鲁晓夫再次放大批判力度，提出把斯大林名字从所有城市、街道、勋章中抹去。中共代表团拒绝出席。裂缝，终于断成鸿沟。
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后，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“有限度的再评价”。红场墓园墙下那方小石碑镌刻“斯大林”七个俄文字母，依旧有人献花。风向再度摇摆，可赫鲁晓夫那句“搬尸到北京”早已成了冷战里最奇特的讽刺桥段之一。
几十年后，有学者统计，仅1960年苏方撤走的科技人员就超过一万。那一年，也成为中苏结盟历史的分水岭。回头看，口头上的一句嘲讽固然刺耳，真正改变局势的，却是背后那盘精心筹算的政治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