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五年九月，天安门广场金风送爽，新中国首次授衔大典上，五十二位身着大红大褂的将军格外扎眼。人们或许不知，这批“将星班”几乎都出自同一所院校——南京军事学院，而把这座学院从无到有办起来的，正是被誉为“军神”的刘伯承元帅。
追溯往昔，要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五零年春。那时，刘伯承刚刚在西南解放战争中完成“席卷西南”的重任，中央拟任命他为总参谋长。可他却对身边人说：“这么大岁数，天天跑第一线不现实嘛，还是当一回教书匠来得长远。”刘伯承的“辞官书”里写得明白：现代化军队的灵魂在干部，尤其是高级干部；若无系统教育，胜利很快就会透支。
毛泽东向来惜才，电令他进京专司建校之事；周恩来更是拍板成立筹备委员会，让刘伯承担纲主持。选校址成了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。北京城转了一圈，八里庄缺水，香山太僻静，圆明园又不宜动工。刘伯承犯了难，深夜独坐，忽然想起南京东南的那片老营盘——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原址。地方够大，水电配套，设备现成，何乐不为？
次日清晨，筹备组把这个方案摊到总理案头。周恩来听完连连点头，却笑问一句：“校址摆在南京，你是不是还想着把陈老总拉来当政委？这样拨款拨人都好张口？”刘伯承腼腆一笑，算是默认。周恩来不再追问，只留下一句：“好主意，早点动手。”
陈毅当时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，日理万机，无法抽身而去。政委人选最终搁浅，但陈毅立即拿出了军区库存的车辆、被服和经费账目，先打过去一大笔。得益于这份鼎力相助，南京老营区的翻修速度超乎寻常，三个月后就能开门迎学员。
一九五一年元月八日，第一期学员入校，一级首长、战役军团主官、新组建军兵种的骨干，悉数在堂。开学典礼那天，刘伯承宣读了毛泽东亲笔八字校训：“努力学习，保卫国防”。朱德也题上“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”。台下一片肃然。
教师缺口却随即显现。学院要开设战役、兵种、后勤、外军等十余个系科，仅凭新四军、二野原班底远远不够。刘伯承想起了那些“有真本事却失了方向”的旧部将领。对他们而言，战场经验是第一教本。于是，中将陈颐鼎、少将黄剑夫等数百名“旧军官”接到聘书。
许多年轻将领听说败军之将要站上讲台，心里犯嘀咕。一次课后，有人窃窃私语：“让被俘的来教咱，合适吗？”风声传到刘伯承耳中，他当即集结师生开会：“各位别忘了，我也当过旧军阀。革命讲究‘择善而从’，只看今天和明天，不盯着昨天。懂战事的人，不问出身，都是良师。”一席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，气氛这才变了味。
最具戏剧性的，是廖耀湘的出现。这位在辽沈战役中兵败被俘的旧军王牌将领，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反省。刘伯承递交名单时，军委有人担心影响不好。他却摆手：“讲辽沈，廖最合适，谁都替不了。”接到“请柬”的廖耀湘愣了半晌，只能硬着头皮来南京试讲。
课堂上，他解析丛林战术、黑山突围得败因，结合棉被保暖、单兵野战配给，一一剖析。台下的许多正军职学员第一次听到如此体系化的战役复盘，不由连声称赞。课毕，刘伯承走上讲台，用力握手：“真材实料，值回票价！”廖耀湘红了眼眶，那晚在操场独自徘徊良久，才写下“知耻后勇”四字。
学院越办越大，人手又告急。刘伯承向中央请示，从在校学员里选优留任。毛泽东回电幽默又干脆：“你要是早说，主席耳朵也不是摆设。”批示一道，军委拍板。自此流传起一句顺口溜：毕业评五分当教员，四分进机关，三分下部队。最拔尖的一批就此留校，成为后来各军兵种院校的师资根基。
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不到五年，便培训高级指挥员三千余名。战役系第一期五十二人，毕业时无一例外披上将星，其中五位荣膺上将，二十三位封中将，其余皆戴少将衔。这批学员后来遍布军区、兵种、军兵种学院要职，几乎支撑了我军向现代化跃升的半壁江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刘伯承办学时坚持三条底线：教材必与世界新式作战同步；教员不唯出身论；每周自己上一节示范课。他的板书遒劲有力，常以苏德战役九图一口气勾勒，台下惊叹连连。有人统计，五年间，刘伯承亲自讲授的课时超过两百学时，几乎等于一个普通教员的全年量。
遗憾的是，陈毅最终未能正式担任政委。当年若能实现“两总”合璧，军中俚语怕是会多出更多佳话。周总理那句玩笑——“为要钱方便”——留下了回味，也提醒后人：办学讲情怀，更离不开资源。所幸，一代元帅以其人格魅力与务实作风，依旧把这所学院拉上了正轨。
数十年过去，南京城墙依旧矗立，玄武湖畔早已是高楼林立。当年那片三平方公里的校园，却在静默中输送了大批将才。刘伯承的眼光、陈毅的襄助、周恩来的魄力，共同铸成军队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倘若回到一九五零年的北京中南海，再听那一声爽朗的笑，“为了要钱方便吧？”想必仍是趣味盎然，却也道出了开基创业的难与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