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冬夜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枪声与寒风一同呼啸，十三岁的周世忠正守着一只半人高的铜号练习换气。他不知道，几个月后，这把号竟会改变自己的一生，也影响一支红军部队的命运。少年肩头那支凹凸不平的号筒，是战场上的“第二指挥刀”，高音一出，全营起落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
红安出英雄，家家有儿当红军。周世忠的老屋紧贴山坡，稀薄的米汤里常见草根树皮，那是他最真实的童年印记。黄麻起义后，他的三叔当了乡苏主席，常在夜里摆张小方凳，讲“天下是穷人的天下”这类话。少年听得眼睛发光，认准了路：闯战场，拿枪杆，“跟党走”。
1930年春，红二十五军在商潢战役后扩编，部队缺司号员。别人避之不及，周世忠却主动请缨。营长有点犹豫，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扛得住吗？可听到周世忠用力吹出铿锵号音，他点了头，“就你了，小家伙，好好学！”从此，鼓槌与子弹伴随少年成长。
司号员并非闲差，每一次攻防队形的变换、每一次火力的呼应，都锁在那几声号角里。1931年夏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正酣，前线硝烟滚滚。原司号员被爆破声吓得双手发抖，无法成音，战线眼看要乱。周世忠冲上前，“把号给我！”一句急切低语，便夺过号筒，连续吹出“突击—右转—展开”。敌弹呼啸，少年号手却纹丝不动。师部事后清点，正是那几声及时号令，让被切断的连队重新汇合，夺回要地。
可枪林弹雨从不留情。同年秋，敌军夜袭紫云关，周世忠再次冲锋在前。冲锋号还未收尾，他已身中多弹，左腿一发子弹卡在股骨间。简陋的野战医疗无法取出，军医只能包扎止血。自此，他左腿偶有钝痛，却从不肯多言；多年以后火化骨灰时，家人才在残骨里发现那枚生锈的弹丸。
对外，他是最响亮的号手；对内，他也曾握枪对准自己人。1933年春，红二十五军在七里坪遭重围，七十五师折损大半。师长周希远原本血性十足，连夜突围失败后心灰意冷，与心腹密谋“弃暗投明”。营地里，周世忠发现师长半夜出门与暗探接头，情报传回营长处。情况紧急，若让周希远带残部投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要么现在动手，要么全师葬送！”营长把手枪塞进周世忠手里，话声低却决绝。夜色沉沉，周世忠带两名战友悄然逼近。灯火微弱，周希远还在摊开地图，准备写暗号。见有人破门而入，他勃然大怒：“你们想造反？”话音未落，寒光闪过，刺刀封喉。周世忠的手在微颤，却没有迟疑。事后军部调查，认定他处置得当，赞其“胸有大义，果决异常”。
那一役后，红二十五军转战豫陕鄂，行程一万余里，成为长征史上独特的“西征路”。身负旧伤的周世忠，踩着血泡吹响警戒、集合、冲锋的号声。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时，他已是二十二岁的团政委。有人打趣：“从号筒里吹出一个团长”，他憨笑不语，只摸了摸藏在裤腿里的那颗子弹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第115师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时，周世忠随队南下。黄河故道泥泞不堪，从霍山到金寨，他领着新招的娃娃兵边走边教号谱，练队列。松树枝做号角，纸筒塞麦秆也能发音。每到夜袭前，他总要反复叮嘱：“听号不听枪，先别慌！”多年后，一位老兵回忆，“那声号像针扎进心窝子，逼得人往前冲”。
1947年，大别山再度燃起枪火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，周世忠已升至纵队副司令。高岭战役打到白刃相接，他忍痛跳下担架督战，“腿好不了，那就跛着走！”这是第二次挂彩，队医劝他后撤，他摆手拒绝。弹雨中那只旧铜号被炸得缺口，他把裂缝缠上布条继续吹，最后抱着它推进武汉城西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他仅31岁。1955年，解放军首次授衔，周世忠戴上少将领花。同年年底，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，分管训练。他习惯清晨五点拉号，军号一响，整个军营如开闸洪流，青年军官直呼“司令的破号把人震醒”。其实那号声依旧嘶哑，裂缝仍在，可谁也舍不得换掉——它见证了一群赤脚娃到钢铁军的蜕变。
有意思的是，成了将军后的周世忠依旧保持冲锋习惯。演习时，他常拄着拐杖突然窜到前沿，直盯年轻号手：“要胆子大，气要足，号声要亮，要让兄弟们跟着你拼命！”一番话掷地有声，没人敢懈怠。至于当年处决师长的事，他极少提起，只说一句：“战场上，迟疑是罪”。
1969年，五十出头的周世忠因积劳成疾离职休养。医生建议摘除那枚陈年子弹，他沉吟良久，摇头。“它陪了我一辈子，算是战友。”1975年冬，他因病逝世，享年五十七岁。火化时，炉火中落下一块乌黑金属，家属捧在掌心，不到拇指大小，却沉甸甸。有人轻声说：“这是老周的勋章。”
周世忠的经历，折射出红二十五军那支“铁流”的艰险行程：武器最差、伤亡最高，却从鄂豫皖一路苦战到陕甘。同僚回忆，长征途中每日行军百里，不到傍晚绝不扎营，追兵从背后穷追不舍，饥饿与严寒紧跟左右。就是在这种极限环境里，他仍能保持队伍节奏，山谷回荡的号声成了前进的节拍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少年若没有坚定信念，怎么能在血雨腥风中把十斤重的铜号高举过头，持续吹响？又怎敢在暮色中拔刀对准师长？信仰与勇气，融进了他日后治军的作风：简朴、俭约、刚烈。晚年有人探望，赞他将星耀眼，他摆摆手：“我是司号员出身，别人往回跑的时候才显得响亮。”
历史资料显示，1949年后，他主持的某军区山地训练教材流传至今；60年代参与边防前沿勘测，仍坚持徒步上山，“腿不灵光，心里得硬”。同行军医打趣，“咱司令是带着定时炸弹巡逻”，他说：“怕什么，这东西早就生锈了。”
周世忠离世多年，旧部讲起他总先提那口斑驳号筒。相熟的人知道，那不仅是乐器，也是一次次关键时刻的决断象征。1933年的刺刀、战壕里的嘶吼、和平年代清晨的起床号，全被他揉在里面。今天，这只铜号躺在红安革命纪念馆，旁边陈列着那枚从骨灰中筛出的弹片。展柜无语，却让人想到一个朴素而刚烈的结论：在烽火岁月里，声音与枪一样，能左右战场的命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