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2月，云南麻栗坡的清晨被硝烟与山雾搅在一起，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硫磺味。前线的通信兵正忙着铺设新线路，忽有炸点声自东南角炸开，惊起枝头乌鸦。赶来救援的担架队，并不知道，这一天会定格成他们此生最难忘的记忆。
逆着冲天的尘土，一名年轻士兵被抬上简易担架，军帽掉落，黏稠鲜血顺着担架边缘滴落。医护组的张茹摘下橄榄绿挎包，动作飞快地剪开绑腿、止血、输液。她听见伤兵喉间断续的声音：“我……赵维军，班副……”字音被痛苦撕裂，却透着股倔劲。
赵维军1966年10月生在甘肃兰州皋兰河畔，家里种过洋芋，也赶过骡马。1984年冬天，他跟着征兵卡车远赴千里之外的南疆，理由简单：“咱庄稼人，也能进军营，替父母争口气。”到团里仅一年，他已被连长点名当副班长，苦活抢着干，体能课常跑第一。
老山战区形势紧绷。1985年5月的“法卡山”阻击战后，轮战部队频繁换防。赵维军所在某师步兵连于1986年1月接到命令，进驻老山正面阵地。第一次真正踏入前沿，他没喊口号，只背着56冲锋枪，默默在壕沟里摸索射界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爱写家书的小伙子，日记里却很少提枪炮。扉页用铅笔写着一句歌词：“我爱这土地，深沉而热烈”。战友拿他打趣，“小赵，等凯旋给你找对象去”，他红着脸摆手，却不阻止大家起哄。
2月下旬夜里，连队接令执行一次渗透侦察。山路被雨水泡得松软，地雷密布。赵维军和战友徐子明分在前梯。23点40分左右，“咔”的一声脆响划破夜色——那是压发火雷簧被触动的声音。徐子明条件反射地蹲下，可身旁的赵维军却稳稳站着，一只脚正踩在雷体上。
“别动！快离远点！”他低吼。细雨砸在钢盔上，催促也似告别。徐子明不肯撤，赵维军却朝他大喊：“给我留个面子！”说完，他慢慢移开左脚，蓄力前扑。巨响轰然，火光席卷灌木。碎石混着泥浆狠狠扑来，赵维军被震飞两米，腰以下血迹刺眼。
接下来的半小时，担架队在弹坑间来回穿梭。凌晨1点，野战救护所手术灯亮起。医生判断：爆震伴双腿重伤，必须立即截肢。切肌、结扎、缝合，麻药和血浆都在极速消耗。凌晨3点，心电监护暂稳。可细菌趁虚而入，伤口红肿热痛，高热持续升至40摄氏度。
3月初，病区寂静得只剩呼吸机的嘶嘶声。张茹每隔十分钟为赵维军擦汗、换冰袋。她轻声问：“疼吗？”赵维军勉强侧头：“不疼，姐，我扛得住。”一句话说完，他却狠狠咬住床单。
10日深夜，高烧再次袭来。赵维军忽而睁眼，嗫嚅：“兰州在哪边？”张茹愣了下，把床头轻轻转向西北。隔着千里，他望着黑暗尽头，仿佛能透见黄河九曲。片刻，他喃喃：“我还没谈过对象……能不能……抱我一下？”
这句请求像子弹穿透所有人的心理防线。张茹没有犹豫，她俯身把已消瘦得脱形的年轻人揽入怀中，额头抵住他的鬓角。旁边的军医背过身，眼眶潮热。张茹轻声说：“弟弟，回家路上别怕。”随即低头，在他额头落下一个颤抖的吻。
心电波骤然拉成一道直线，时间停在3月10日23时17分。赵维军，年仅二十岁，牺牲。两小时后，团指挥所电报码长摁下电键：“步二连副班长赵维军，排雷救友英勇牺牲。”报功电文随后发往兰州军区。
接踵而来的，是整理遗物。那本被炮火熏黑的日记仍能辨认。最后一页，写着十二个字：“愿山河无恙，愿母亲少白发。”连长看完，嘴唇抖了半天，只说，“好兵”。
1987年春，部队在老山前线为赵维军举行简短追悼，追记一等功的命令在阵地广播里反复播放，枪声化作礼炮。半年后，骨灰回到兰州皋兰河畔。父亲赵立功站在烈士陵园松柏前，抚碑许久，沉声道：“娃娃，爹替你把地种好。”
战争结束后，张茹随队转业到西安某大学医学院。课堂上，她常把止血带折叠法、战场包扎流程讲得格外仔细，学生不明所以，她却在黑板前紧了紧袖标，好像那里仍有硝烟。
2015年清明，她买了一束青兰，从陇海线一路颠簸到兰州烈士陵园。霜风吹动纸钱，墓碑上的黑白照里，赵维军依旧浅笑。张茹默默抚字，不远处，一个小男孩正读碑文，“英雄叔叔”。
老山的密林早已重新繁茂，那些地雷坑被雨季填平。可曾经在夜色里亮起的火光，依旧镌刻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。赵维军的故事并非传奇，倒像无数普通青年在年代浪潮中的缩影：他们心怀坦荡，害怕的不是牺牲，而是来不及和亲人告别。
身为报道者，听多了枪炮传奇，常常忘记英雄也会羞涩地期待一个拥抱。岁月带走他们的呼吸，却带不走那句质朴的请求——“姐姐，能抱我一下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