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0月的长沙火车站，31岁的欧阳文挤在人潮中目送一列军列驶向华南。有人问他：“老欧，你不去广州？”他摇头，留在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当政委。那一年，一切都在重组，没人能准确说出三年后、五年后自己会在哪里，可所有人都相信前方值得奔赴。
1949—1954年，欧阳文在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摸爬滚打。衡阳剿匪、雷州半岛肃特务、粤西剔匪寨，他几乎没离开基层。如果只看纸面军衔，他到1954年底已是少将、正军职政委，前途不算窄。然而他心底隐隐有个念头：治安剿匪固然重要，但新中国接下来要解决的难题远不止此，自己总得换个阵地再出力。
1955年4月，总政来电：请他出任筹办中的《解放军报》总编辑。消息一出，陶铸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。“老欧，海南现在缺主心骨，你来当区委书记怎么样？”欧阳文心里拧成一团：海南他没干过，方言也听不懂，可那是真刀真枪建设地方的好机会；反观办报，自己虽是政工老手，可对媒体一窍不通。两难之间，他向组织打报告：“如地方与军队难取一，是服从中央安排。”最终，他还是背起行囊，北上进京。
对一位长期在“灰尘里转”的老政委来说，报社的油墨味陌生而刺激。总政批准从六大军区抽调骨干补强编辑部，算是给了他一颗定心丸。9月连开十五次碰头会，从版式到电讯号稿样样盯细。10月1日，试刊号出炉，新三军首长路经铅印车间时，惊讶地说：“才两个月就推出来，真行！”年底共出二十六期，小步快跑的节奏让军内外眼前一亮。
1956年1月1日，《解放军报》正式创刊。欧洲报业看多了空洞口号，欧阳文坚持“消息要活，评论要硬”，一句话：纸上也要带硝烟。他带队去苏联中央军报蹲点，搬回一摞流程图，返京后照葫芦画瓢改造采编系统；又硬塞进四版军事技术长文，给即将上阵的基层干部当“口袋书”。不到两年，军里出现一句顺口溜：“打仗看条令，务政看军报。”
风向在1960年急转。总政整风，一些人批评报社口吻左、右摇摆，炮火随之延烧到主编头上。“欧阳文有‘保守倾向’”，成了会议记录里的黑体字。结果，他的职务由正军职降为副总编辑。那一夜，他拿着文件回到延安路宿舍，只跟老伴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干活，也可能挨批。”之后向组织递交申请：愿到高等军事学院脱产学习，静一静。
1961年春，他拎着旧皮箱走进学院。八个月封闭听课、演算、写论文，周围多是冲锋陷阵的老兵团级干部，课堂里却要掰开讲战略纵深、电子对抗。有人牢骚满腹，他反倒觉得痛快，“趁机把脑子洗一洗”。年底结业，正赶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缺政委。总政一合计，派欧阳文去坐镇——军衔不提级，但岗位改成正兵团职，实权在手。
这所院校前身是炮兵技术学校，1958年并入空军雷达科系，属于全军少有的综合电子工程基地。刚到任，欧阳文拉着教员和老兵围坐操场上，直接抛出一句：“懂微波的给我讲讲导波管，我不懂就问傻问题，各位别笑。”伴随笑声，一场“互教”悄然展开。教师钻战史、研究所送器材，学员干脆把最新成果拉到课堂拆给首长看。一年后，雷达专业扩招三倍，接装训练压缩至半年。
然而，1966年的风暴让所有线路短路。政委、院长双职的欧阳文在造反派大字报里进进出出，被批“宣传机器走资”。他被勒令停职，留下的指示却保住了实验室与资料室——几十箱译文、仪器没有散失。1970年，学院转隶地方，更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按惯例，主官一并划归教育部门。欧阳文申请回军队，跑了三趟总政无果，只得留在西安，以副职名义做后勤顾问。
1978年，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到古城。他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军报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，那张传说中只写“消息要活，评论要硬”的老笔记本，被年轻编辑传看了一圈。有人悄悄问他：“首长，当年若去了海南，会不会更好？”他摆手：“哪里都一样，组织让干啥就干啥。真理只有一个字——干。”一句“干”字，像旧军装上的纽扣，质朴却结实。
回望欧阳文的履历，表面上是起落有致——从正军职到副职，再重归正兵团——实质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岗位转换：从剿匪到办报，再到军工院校，他背负的始终是同一副担子：把党的声音和军队的需求准确地送到基层，送到战士心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份担当并不随职务高低而改变。正如他常说：“官大官小无所谓，能办事就行。”
信史记载，1979年他被安排离岗休养，时年六十五岁；2001年，欧阳文在西安病逝，享年八十八岁。后人提起他，大多想到《解放军报》创刊号旁那行小字——“本报编辑部主任：欧阳文”。可在更早的记忆里，他还是那个蹲在山沟里教新兵辨方向的政委，也是抱着苏军刊物熬夜翻译的老编辑，抑或聚精会神听青年教师讲晶体管的学院政委。岗位可以变，初心自始至终没有改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