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仅任期尾声陷入空前窘迫，更不得不直面联合国财政体系濒临崩塌的严峻现实。
这位被特朗普持续施压、最终被迫让步的秘书长，连公开表达立场的底气都所剩无几，便仓促宣布放弃寻求连任。
就在舆论普遍认定他将悄然退场之时，古特雷斯却在离任前掷地有声地释放出一记重磅表态。
他明确点名中美两大国，强调全球治理绝不能落入“两国共治”的轨道。
这一番话究竟因何而起？他口中所指的“中美共管”，是基于现实危机的理性预警，还是蕴含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？
长期关注国际舞台的人士都深知，古特雷斯执掌联合国的这十年，堪称多边主义最艰难的试炼期；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单边举措，则成为压垮联合国财政与权威的最后一根杠杆。
美方始终高举“美国优先”大旗，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协调机制抱持系统性疏离态度。自其执政伊始，便频繁在经费拨付环节设置障碍，不断压缩联合国的生存空间。
截至2024年末，联合国未能如期到账的会员国会费总额高达15.68亿美元，较2023年同期激增逾110%；其中，美国作为最大缴费义务国，累计拖欠资金达21.96亿美元，仅法定会费一项即欠缴7.67亿美元。
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，美方彻底中止向联合国常规预算划拨任何款项，维和行动资金仅兑现原承诺额的三成，人道主义援助拨款相较2022年骤降逾八成。
美国的示范效应迅速扩散，英、德等传统援助国同步大幅削减对外发展合作支出，这些资金缺口最终全部转嫁至联合国系统，使其日常运转频频告急。
资金链紧绷下的联合国总部及各区域办事处，已全面启动应急节支模式：日内瓦办公区电梯停运，冬季室内供暖温度被强制下调至16摄氏度以下，连基础文具采购都纳入严格审批流程。
而在一线救援现场，困境更为触目惊心——阿富汗高危孕产妇集中地区的母婴健康中心因断资被迫永久关闭；苏丹等非洲冲突热点国的流离失所者，收到的世界粮食计划署配给口粮量缩减近四成；本应由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公共卫生、气候适应与难民保护等核心职能，正因财政枯竭而大面积停摆。
古特雷斯并非未曾奋力突围，他为维系联合国基本运作，已倾尽所能作出多重实质性让步。
他亲自致函全部193个会员国，以罕见直白的措辞警示：联合国正遭遇建制以来最严重的现金流危机；若各国仍不履行缴费义务或拒绝推动财务机制改革，机构资金极可能于2025年7月见底，届时将触发系统性财务瘫痪。
在开源无望之际，他主导实施史上最严苛的预算瘦身计划：2026年度常规预算压缩至32.38亿美元，较2025年削减5.77亿美元，降幅达15.1%；全系统岗位编制从13,800余个锐减至不足11,600个，裁撤比例超15.9%。
即便如此，财务恶化趋势仍未扭转。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联合国全年会费实收率仅为66.2%，同比下滑近12个百分点；照此节奏推演，2025财年末赤字或将突破4.5亿美元，几乎耗尽全部可动用流动储备金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2026年初联合国尚需向部分会员国返还约3亿美元的超额预付款项，这笔刚性支出将进一步加剧流动性危机。
古特雷斯还曾提出关键性财务机制调整方案，建议在紧急状态下暂停抵扣款退还程序，但该提议至今未获足够成员国支持，陷入实质性僵局。
他的所有努力，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姿态与若干国家的消极观望中，显得愈发苍白无力。
美方不仅在资金端持续收紧绳索，更在职能维度系统性弱化联合国的国际角色，使秘书长履职空间被极度压缩。
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，正式退出包括联合国环境署、人权理事会下属技术机构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与附属实体，意图清晰指向摆脱联合国规则约束。
更有内部消息显示，美方正积极筹建所谓“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”，当被追问该机构是否意在承接联合国相关职能时，特朗普本人回应称“存在这种可能性”，此举无疑直接冲击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架构中的中枢地位。
即便后期特朗普公开宣称联合国“潜力巨大”，并自诩可凭个人影响力“打几个电话就催回各国欠款”，成为联合国财政救星，但他始终回避一个根本问题：是否补缴已拖欠多年的21.96亿美元历史欠款？
这种缺乏实质承诺的口头姿态，比明确拒付更具消解力。古特雷斯清醒意识到，美方真实意图在于重塑联合国运行逻辑——唯有服从美国战略议程，方能获得生存资源；而他身为秘书长，既须捍卫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制度独立性，又得确保组织不致停摆，两难境地之下，妥协成为唯一可行路径，可妥协并未换来稳定，反而加速了系统性失衡。
在此种结构性困局中，古特雷斯选择十年期满后不再续任，实为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退场。
十年间，他目睹联合国从具备实质协调能力的全球平台，逐步蜕变为受制于财政枷锁与强权政治的象征性存在，连最基础的紧急人道响应与维和部署都屡屡受阻。
他试图通过机制改革重振多边主义，却难以撼动特朗普式单边逻辑，亦无法凝聚193国形成真正合力，守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基石。
而他在卸任前夕聚焦中美、强调“世界不可由两国共管”，折射出其对全球权力格局演变的深度忧思。
当前，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40%以上，其政策取向与协作水平，深刻塑造着贸易规则、技术标准、气候行动乃至安全架构的演进方向。
古特雷斯多次公开肯定中美合作价值：他盛赞两国经贸磋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，视其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；他反复强调反对产业链脱钩，直言“贸易战没有赢家”，呼吁构建建设性竞合关系。
但在他看来，联合国才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替代的中枢神经，是多边主义最坚实的操作界面。一旦国际事务主导权实质转向中美双边框架，联合国将不可避免地边缘化，其宪章宗旨与集体安全机制或将形同虚设——这恰恰是他十年坚守中最不能接受的底线溃败。
当然，这番表态也浸透着一位即将离任的资深外交官特有的情感浓度。
十年心血几近付诸东流，联合国滑向财政崩溃边缘，而始作俑者却依然手握话语权。那种理想主义受挫后的沉重与不甘，自然需要出口释放。
他无法直斥特朗普的霸权行径，亦无力扭转部分国家对多边机制的系统性漠视，只能借由点名中美这一最具张力的表述，完成对全球治理走向的终极警示。
他真正忧虑的，并非中美真会签署某种“共治协议”，而是担忧在单边主义回潮背景下，越来越多国家将联合国视为低效摆设，转而依赖大国博弈结果来定义国际规则——长此以往，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、传染病防控、数字治理等跨国挑战，将彻底失去协同应对的制度依托。
在他坚守的价值序列中，全球性问题必须经由主权国家平等参与的联合国平台协商解决，而非由少数强国依据实力对比自行划定边界。
他的告别，不仅是一位秘书长职务的终结，更是一次面向整个国际社会的郑重提醒：倘若单边思维持续蔓延，倘若各国继续将国家利益凌驾于集体福祉之上，那么联合国这类承载人类共同理想的多边组织，未来之路只会越走越窄、越走越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