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0月，一支行色匆匆的干部教导旅从延水河畔开拔。行军间隙，个头魁梧、脊背微弓的许世友独自在队尾踱着步子，脚下溅起的黄土没走多远便被秋风吹散——一年之后，他将突然出现在太行山的386旅，人们却发现这位昔日“四方面军军长”只当了个副手。议论声随风四起。
当年红军整编为八路军，番号骤减，原本的军、师长们一下子都变成团长、营长，降级几乎成了惯例。可在普通士兵眼里，还是难免替这位“拳头比沙包大”的老长官抱不平。“堂堂许军长，也要给别人打下手？”有人小声嘀咕。许世友只抖了抖衣襟，没有解释。
陈赓比许世友大两岁，1925年就入党，其时已在129师主力中如鱼得水。早在鄂豫皖时期，两人上下级关系清清楚楚：陈赓任红12师师长，许世友领34团，打黄安、潢川时配合默契。此番再会，称呼变了，本色没变。陈赓当着旅里干部的面打趣：“老许，副旅长可得管住拳头，别总自己冲第一。”众人哄笑，只有许世友憨憨点头：“我是来打仗的，拳头闲不住。”
香城固伏击战是两人并肩的第一场硬仗。1940年2月13日拂晓，386旅刚埋伏就位，日伪便钻进了口袋。枪声一合，许世友第一个蹿出战壕，冲过公路，腰间驳壳枪连响。警卫员在后高喊：“旅副，慢点！”等追上时，许世友已摘下第一串“手榴弹项链”。战后清点尸体，两百五十余具。陈赓背手踱来，笑道：“副旅长的刀口子还是快。”这一年里，太行南北大小十多仗，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但也愈发显出“副职”的局促—许世友想要更宽的战场。
1941年春，中央北方局电令：许世友赴延安党校学习两个月。表面是充电，实则在给山东根据地物色合适的强手。那片半岛支撑着背水临海的战略要地，胶东、清河、鲁中交错，地方出身的干部经验有限，亟需能镇场的悍将。许世友回来时，身边多了一只破旧书箱，里面除了《军事问题与战略》《论持久战》，便是草鞋布袜。有人调侃：“老许也带书？”他咧嘴：“书是好东西，打仗更好。”
1942年2月，他奉命出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，辖三千余人。副旅长是久经胶东的杨国夫，政委刘其人。老部下第一次见面就请示：“旅长，先整训还是先清乡？”许世友抻了抻袖口：“先打，边打边整，枪声比口号响。”三个月后，他在莒南、费县一线连续啄击伪军据点，烧电台、拔碉堡，缴获轻机枪四十挺。山东士兵这才发现，这位外来的硬汉开会寡言，一旦进阵地却像脱缰虎。
有意思的是，许世友最先服气的竟是地方武装出身的排长刘西元。一次夜袭曹县机场，刘西元摸哨失败，火力点未被拔除，敌人高呼增援。许世友听完汇报，提刀要亲自补漏。刘西元拦住：“排长失职，排长去！”许世友点刀面授机宜：“别硬冲，绕后，贴地滚，记住，刀口朝上。”半小时后，机枪哑火。此役成了三旅教材，许世友也在胶东扎下了根。
1943年盛夏，日伪对胶东实施“大扫荡”。山东纵队总部决定：以五旅和地方游击队编成新序列，成立胶东军区，许世友出任司令员。开会那天，海风挟着咸味扑面。许世友把大檐帽往桌上一拍：“兄弟们，枣硕岛那边火在烧，先把火拍下去。”五个月的反“蚕食”作战里，他以运动战、地道战交织的打法打乱敌军包围圈。胶东保住了，兵力反增至两万。
抗战胜利后，精锐九纵、十三纵自胶东跨海东渡开赴东北。许世友没多久又把县大队、区中队归拢成新五师。他的理由简单：“有枪就得有人拿，有人就得有长，咱缺不了仗打。”1947年孟良崮战役，他让新五师扭住敌之侧翼，堵截黄百韬援兵，为华东野战军主攻部队提供了宝贵两昼夜。
很多年后，老兵回忆那场硬仗，说最记得许司令一句话：“都怪我，谁让就爱打仗。”这不是玩笑。1938年在后方总部的“冷板凳”，他坐了一年；到了386旅，过足冲锋瘾，却始终只能当“老二”；直到山东战场，他才真正把骨子里的狠劲儿、带兵的老道与善打硬仗的天分全数摊开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那场看似平淡的调动，他或许会始终隐没于陈赓的光环之下；而一旦放手，让他单独领一方兵，胶东的滚滚硝烟便被他啖成了胜果。对于这位出身少林、性格烈火的将军来说，“我是来打仗的”不是豪言，而是行军口令。
1949年初冬，解放军会师天津外的静海，许世友带来的九纵稳扎津浦路要塞。38岁的他，身披旧呢军大衣，胡茬盖满下颌，眼神却比初到386旅时更沉。有人问：“司令，还打么？”他答得爽快：“枪在手，仗就在路上。”前后十二年，从太行山下到胶东海畔，再到津门楼船，他以一副铁躯解答了当年那道尴尬的“副旅长”之问。
战后总结时，华野《济南战役经验》里单列一页：“九纵突破段，攻势猛，穿插快，歼敌六千有余。”这一行墨迹像极了许世友的行军脚印——粗粝，急迫，却方向分明。或许，这正是他毕生信奉的逻辑：职位高低是暂时的，仗得打，阵地得夺，胜利才叫硬道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