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荣无疑是五代十国最耀眼的明君，勤政爱民、雄才大略，一统天下的势头已然显现，钱弘俶为何偏偏“不识时务”，不肯在此时归降，保全一世安稳？
反而要苦苦坚守二十年，等到北宋时，才主动献上吴越十三州，完成“纳土归宋”的壮举？
其实钱弘俶做出这个抉择背后，藏着不少自己的考量？因为他守住的不是一时的权柄，而是钱氏家族的延续，更是吴越百姓的安宁。
吴越国自钱镠建国起便奉行 "善事中原" 的外交政策。这一政策的确立，是基于吴越国地缘政治环境的理性选择。
吴越地处东南沿海，北有南唐，西有闽国，处于强邻环伺境地。钱镠认识到仅凭吴越之力难以抗衡周边强国，更无法应对中原王朝军事压力，因此定下 "善事中国，保境安民" 的祖训，以臣国之礼侍奉中原王朝，借助中原威慑力制衡周边强敌，实现自保。
这种外交政策在实践中效果显著。吴越国按时朝贡，主动称臣，在中原王朝更迭时迅速表示臣服。这种灵活策略使吴越国在五代十国动荡中保持相对独立稳定。
更关键的是，钱镠早已看透了乱世的本质——割据终非长久之计，吴越的基业，终究是统一王朝的“附属财产”，归降是迟早的事，重中之重，是“选对时机”，这也为几十年后钱弘俶的抉择，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。
回到核心疑问：郭荣是公认的明君，钱弘俶为何偏偏不肯归降后周？其实不是他不识明君，而是此时的时机，根本没到。
郭荣固然雄才大略，继位后整顿吏治、发展生产、训练军队，短短几年就扭转了后周的颓势，挥师南下攻打南唐，大有一统天下之势，但后周的“明君短板”，其实十分明显：政权根基太浅。
后周是郭威篡汉建立的，传到郭荣手中，不过两代，根基未稳，周边还有北汉、南唐、南汉等诸多割据势力，统一之路充满变数，谁也无法保证后周能笑到最后。
换做是你，会在后周时投降吗？此时归降，吴越就成了后周的前沿阵地，失去了所有缓冲空间，必然会被卷入后周与南唐的连年征战中，这与钱家“保境安民”的祖训背道而驰。
要知道南唐是当时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，实力不容小觑，吴越一旦归附后周，北方要是再改朝换代的话，首当其冲会遭到南唐的报复，江浙百姓好不容易换来的安稳生活，必将毁于一旦，这钱弘俶最不愿看到的。
钱弘俶在观望。他并非不知郭荣之英明，但赌一个政权能否长久，赌注是整个吴越百万生灵的安危。
作为吴越国君，祖宗创下的基业，他怎会心甘情愿轻易拱手让人？守住基业、保全钱氏家族的荣耀，是他的本能诉求。
与其贸然押注一个前途未卜的后周，不如选择观望——等待一个更稳妥、更无悬念的时机，既保全家族，也守护百姓，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而这个时机，一等就是二十年，直到赵匡胤建立的北宋，彻底展现出一统天下的绝对实力。
钱弘俶之所以偏偏选择宋朝，等到南唐灭亡后才“纳土归宋”，核心只有一个：此时，一统已成定局。
因为地图上的割据势力已几乎被清空。赵匡胤“先南后北”的战略稳步推进：963年灭荆南、湖南，965年灭后蜀，971年灭南汉，而就在两年前——975年，南唐灭亡。
南唐的覆灭是决定性信号。这个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倒下后，吴越成为江南唯一的孤岛。此时天下版图，仅剩吴越、漳泉和北汉三地。
天下就像地图上最后一枚未被拼接的拼图，不归降，已无退路。如果此时抵抗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不仅钱氏家族会覆灭，吴越百姓也会再度陷入战火；
而主动归降，既能避开兵祸，也能保全家族，更能让百姓继续享受安稳生活。
钱弘俶等的从来不是一个“明君”，而是一个无需自己百姓流血牺牲的“定局”。
南唐存在时，吴越有缓冲屏障；南唐灭亡后，吴越直接暴露在北宋兵锋之下。此时归顺，不是投降，而是用政治智慧避免了一场必输的战争。
钱弘俶绝非没有野心的庸主。在位三十余年，他发展经济、崇奉佛教，将杭州建设成“东南第一州”。要让他人拱手让出这样的基业，何其艰难！
但这位君主的清醒超乎常人。
他看懂了割据必亡、统一必成的历史趋势；他牢记祖父“如遇真主宜速归附”的遗训；更重要的是，他计算过抵抗的成本，是军民涂炭、家族覆灭；也权衡过归顺的收益，是家族保全、百姓安宁、历史美名。
在注定结局面前，选择最和平的移交方式，是利益最大化的“落袋为安”，这是政治家的理性，更是仁者的慈悲。钱弘俶用他的抉择证明：有时候，不战比战更需要勇气。
而“纳土归宋”这份抉择，最终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。
五代十国战乱几十年，北宋太平强大了100多年，等于是吴越之地百姓过了近200年的好日子！ 叠加南宋100多年，吴越300年没有经历兵祸！
简直是太平中的太平，是真正的兑现了钱家“保境安民”的承诺。
千年后的今天，钱王祠仍矗立在西子湖畔，而钱氏后人中涌现出钱穆、钱钟书、钱学森等大家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