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拿马港口风波表面上是“违宪”的商业纠纷，实际上则是地缘政治博弈。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以“违宪”为由取消了长和公司在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权，没有说明具体的违宪条款，也不给企业申辩的机会；判决之后不到48小时，运营权就转到了丹麦马士基集团旗下的APM码头公司手中。同期美国政治家鲁比奥在巴拿马发表了公开演讲，时间上和判决相吻合。“先斩后奏”的快速度，更像是一种事先商量好的政治交易，港口是运河的“喉结”，不可能不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。
事件首先伤害到的是中国企业，但是更像是对中国发出的一个警告。中方的回应迅速升级，由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”变为“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”，并用三步反制直接击中巴拿马的痛点：
一、停止新的项目洽谈。中资参与修建的地铁、桥梁等是巴拿马近几年基础设施升级的主要部分，一停就会牵动资金、就业以及配套，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对于巴拿马这样一个经济体来说影响很大。基础设施是城市的“看不见的肌肉”，断供会带来运转、投资、就业预期上的影响。
二是航线的改变。中国为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，缴纳了大约42%的通行费。航运公司成本核算之后把货物分流到其他的通道，巴拿马财政的现金流马上就会感受到压力。运河靠通行费生存，大客户一分流，收入马上就会减少。
三是海关加大检验力度，涉及到香蕉、咖啡等民生农产品。巴拿马向中国出口的香蕉、咖啡占其农产品出口比例较大，检验趋严会增加通关时间、降低订单量，压力很快传到农户和加工环节。
中方之所以硬，是为了保护海外企业中期的利益，不让自己成为“好欺负”的对象，还要给“代理人”试探造成震慑。这就是“擒贼先擒王”，要打的点要准，背后的推手也要看清楚。很多目光都投向了美国。穆利诺上任之后在选择一边的问题上已经释放出信号。美国长期想要削弱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，港口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方。但是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反应速度。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六千亿美元，其中三分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，包括公路、铁路、港口、电力、水利、通信等领域。给港口的权利戴上“违宪”的帽子想一气呵成地把它拿走，代价不会很小。中国有备选方案，并且有可以依靠的地方。
可行的进一步应对措施有：第一，深化亚太经贸合作，保持开放市场、稳定供应链、明确规则，使区域国家得到实际好处。美企在中国的业务很多，审查、合规、数据安全都是常规的工作，如果执行“对等”的力度，使他们在中国切身感受到“必须守规则”，反馈就会沿着产业链传到华盛顿。其二加快同拉美其它国家的合作，增加港口、铁路、运输通道的多样性，减少全球航运对巴拿马运河的依赖。秘鲁钱凯港已经出现，直达上海航线比走巴拿马运河节省12-17天，长期看差距很大。替代通道铺就，“世界十字路口”的光环就会暗淡。
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。企业签约之后政府就变脸了，不给申辩机会，用“违宪”来挡箭，然后火速把企业移交给“等在门口”的第三方，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企业，还有国家的信用。牵引信用、就业、未来，一旦断裂，热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留下项目烂尾、合同纠纷、司法不信，谁还敢投几十亿、迁上千人团队？
这场风波也是一次“试炼”，看我们怎样保护好海外企业的利益，在复杂的局面之下进行有效的反制，把事情说明白，把事情做好。中国的立场已经很明确：海外的正当权益不能被侵犯；不会接受经济胁迫；规则要被遵守。企业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会遇到政治、法律、商业、文化等各种各样的风险，只有国家的支持机制、法律援助、舆论渠道以及跨部门的协同做好了，企业才能在海外有底气。
美国的手未必能为巴拿马撑腰。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事件就是前车之鉴，政治风向一变，实质支持未必跟上，当地的企业和工人就陷入了不确定之中。巴拿马目前或许可以得到一时的好评，但是从长远来看就会失去战略自主权。航运业全球竞争合作，谁拥有更稳定、更快的通道，谁就能抢到更多的货流；钱凯港等替代途径出现之后，巴拿马的议价能力就会削弱，损失掉的可能是整个时代的机会。
事件最后的结果如何还很难说。中方反制刚刚落地，巴拿马的反应还需观察，相关企业正在准备法律行动。法律途径该走的就要走，该谈的谈判也要进行，能留下的空间要保留。走向由规则、信用、底线决定。代理人越界之后，后面的人就要承担后果。长久之道还是按规矩办事：商业归商业、政治不越界、司法要透明、程序要公正、国际合作靠互利共赢而不是强弱压制更不是一拳打倒对方。
对于在国外打拼的企业来说，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：合同要看仔细，风险要评估好，合规要到位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及时说出来，并且要取证并且抱团。风浪不断，但是只要方向和方法正确，正义就不会缺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