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2月17日拂晓，战斗打响。隶属41军的367团接到了死命令：从通农出发，强插高平省石安县的扣屯，切断越军的3号B公路。只要卡住这里，敌人的南逃之路也就断了。团副参谋长陈国旺带着先头梯队冲在最前面。
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原本配属的62式轻型坦克与63式水陆坦克，刚出门就遇上了大麻烦。那地方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山路窄得像羊肠，连日阴雨又把路变成了泥潭。装甲部队有的断了履带，有的陷进泥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步兵兄弟靠“铁脚板”继续往前硬闯。
没了坦克的掩护，367团的官兵只能在亚热带丛林里艰难跋涉。到了2月19日深夜，大家已经连续行军作战超过50个小时。缺水、少粮、极度疲劳，加上时刻防备敌人的冷枪，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了快要断裂的边缘。部队建制在这片大山里被打乱了，各个连排分散在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内。为了稳住阵脚，大家在305高地附近仓促挖了简易工事，准备熬过这个漫长的黑夜。
就在2月20日零时左右，悲剧的引信被悄然点燃。305高地西侧的306高地方向，突然摸过来一队人影，一共16个。
这16个人并不是敌人，而是121师363团6连的战士。他们同样肩负穿插重任，却在惨烈的混战中与大部队失散。没有地图，指北针也丢了，这群年轻的战士只能顺着枪炮声，跌跌撞撞地在异国他乡的密林里寻找友军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前方几十米处就是367团的防御前沿；而守在阵地上的367团官兵，也完全不知道有自家兄弟正在靠近。
为了探路，这支迷路小分队的司务长带着两名班长，三个人大着胆子往前摸索。
此时坐镇指挥的陈国旺，绝非没有经验的新手。就在前一天，他还指挥五连与六连漂亮地击溃了越军的伏击。但有一个情况严重干扰了他的判断：几天前，部队曾遇到过越军特工穿上解放军伤病员衣服搞偷袭的恶劣事件。这件事让所有人的警惕性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在那个敌我难辨的黑夜，无线电通讯基本瘫痪，陈国旺对周边态势几乎一无所知。当他看到那几个黑影摸上来时，脑子里瞬间蹦出的念头只有一个：越军特工又来了。
那种高压环境下，指挥员往往会做出最激进的应激反应。为了保全阵地，陈国旺没有丝毫犹豫，端起手中的冲锋枪就扣动了扳机。
枪口喷出火舌，一个弹匣顷刻间打光。周边的战士见指挥员开火，也本能地跟着扣动扳机。密集的子弹泼向了那几个茫然无措的身影，以及后方正在休息的战士。枪声骤停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阵地。几名战士猫着腰上去查验战果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如坠冰窟。
倒在血泊里的哪里是什么越军特工，分明是穿着同样65式军装、戴着红领章的中国士兵。
最让人心碎的细节发生在救治过程中。一名身负重伤的363团战士被抬上担架时，人已经快不行了。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，用蘸着鲜血的手指在担架帆布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几个字：我是363团……
这几个带血的字，像重锤一样砸在所有人心上。
消息传回指挥所，刚才还果断开火的陈国旺面色惨白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手里那支打空的冲锋枪此刻变得千斤重。仅仅几分钟时间，12条鲜活的生命，就这样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。
这起惨痛的“乌龙”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剧。通讯落后、战场迷雾厚重、敌特渗透造成的心理恐慌，共同酿成了这一苦果。这次事件以及后来其他部队发生的类似误击，直接推动了我们在80年代对敌我识别系统的疯狂补课。
如今我们的单兵装备早已实现了数字化，战场感知能力天翻地覆。那种在黑暗中只能靠肉眼辨别敌友的绝望，再也不会重演。
但这12位烈士的名字，不该被岁月淹没。回顾这段往事，我们不是为了指责谁，是要记住：战争从来不像电影里那样只有爽快和胜利，它还有混乱、残酷以及让人痛彻心扉的遗憾。正是这些血淋淋的教训，铺就了今天国防现代化的基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