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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,我是胖胖。

昨天文章结尾,胖胖提到这样一个观点:

任何信任一旦开始出现松动,所有宏大的叙事都会跟着贬值,这是必然的。

人但凡有三寸宽的活路,谁会对宏大叙事有半点抵触?谁又有那闲工夫,去解构那些高屋建瓴的辞藻?

可问题就在于,有些宏大叙事是靠剥削微观代价来维持的。

它习惯了向下俯瞰,却忘了平视生活,这种脱离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正确,难免催生出一种冰冷的逻辑:

将系统性的承压转译为个人能力不足,让在困局中挣扎的人自证清白,用遥不可及的长远利益,去消解亲历者当下的血汗亏损,却永远说不清谁来为这份过渡期买单,用所谓的整体正确去覆盖具体痛感,好像只要大方向正确,谁被车轮碾过都只是统计学上的误差。

所以,唯有将宏大叙事下放,才是验证一种叙事是否站得住脚的唯一标准。

看到这样一则新闻

上海人大代表杨国平在两会期间撕开的那道裂缝,他提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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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部分网约车订单的抽成比例攀升至30%甚至37%时,宏观上的灵活就业和共享经济便在微观处坍塌成了真实的人间困境。

这些数字背后,是部分司机为了省下几百块房租而长期蜷缩在车内起居,是无法维系的车辆清洁,也是乘客在拉开车门瞬间那股刺鼻的臭味来源。

这是许多底层刀头舔血的活法故事,也是无可奈何的穷途夺路机巧。

我几乎内心是认同杨国平抽成压低至10%的提案的。

因为所谓臭车现象,本质上是生存成本对人性体面最极端的挤压。

如果一个人的收入空间被精准地修剪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命体征,当他连洗个热水澡、睡个安稳觉都成了一种奢侈的损耗,指望他去自费打理车辆整洁,甚至保持所谓优雅的服务状态,无异于一种冷酷的刻薄。

导致的恶果便是,平台卷走了大部分利润,却把服务下降的恶名、乘客的埋怨以及生存的窘迫,全数留给那个握着方向盘的个体去消化。

有人担心10%的抽成会让行业不可持续,担心技术维护难以为继。

但如果一个行业的可持续是建立在剥削劳动者之上,让劳动者住在车里、让职业尊严化为乌有之上,那这种商业繁荣到底在装饰谁的困境?

如果算法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计算如何压榨出每一滴劳动的剩余价值,而不去考量那个坐在驾驶位上的活生生的人,那么这种宏大的进步,本身就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透支。

所以这种把抽成比例这件看起来只是商业安排的问题,重新下放到了人是如何活着的问题,窃以为,这才是文明的起点!

再看看另一条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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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意思也很明确:

有些过度管理与不规范收费,已经成了压在经营者肩上的现实负担,治理应该更多考虑商业的基本需求,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划了之!

报道里提到,事发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广场附近,停车场公示牌显示小型车免费10分钟,首小时16元,之后8元/半小时,当日上限160元,很多车主进去时没注意收费标准,出来才发现代价很高。

对此,回应提到——收费属于自由定价,只要公示了就不算违规。

确实,每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能自证清白,可合在一起,普通人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昂贵、越来越费劲。

我想说的是,城市是靠人愿不愿意下楼、愿不愿意停留、愿不愿意多走两步才活起来的。

把人劝退到只剩通勤和回家,那街巷烟火气没了,又如何能提振消费?

说到底,把宏大叙事下放,是在把视线挪到那些被数字遮蔽的人身上。

有些人没有参与叙事的资格,却承担了叙事的成本。

也正因为如此,我越来越能理解鲁迅那句话的分量——无穷的远方,无穷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

他们在生活。

他们将生活下去。

而任何值得被相信的叙事,最终都必须经得起这样的检验:

当它落到这些具体的人身上时,是托住了他们,还是继续向他们索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