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春天，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会议室灯火通明，总参谋部紧急调整高级将领分工的消息在走廊里悄悄流传。就在这年四月，年仅49岁的阎仲川突然接到任命：由广州军区参谋长调京，出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。消息一出，不少老兵直摇头，“一个大校，直接跨上副总长，真够破格。”言外之意——过去这种跨越通常只发生在战争年代，那时军衔体系尚未恢复。
要理解这次越级提拔的特殊性，需要把镜头拉回到1955年授衔。阎仲川彼时被定为大校，这一档次既非低端，也难言耀眼；可他在冀中、晋绥、东北三块根据地辗转十数年，熟稔情报、作战、兵站等细枝末节，被首长们称作“行走的作战手册”。进入六十年代，广州方向形势紧张，正是这种全面型参谋深受倚重，他的级别随之水涨船高，升到正兵团职已属顺理，然而再往上原本需要时间积累。
形势却不给他“循序渐进”的机会。1968年底，李天佑上将因旧伤复发住院，作战部长位置空缺。总参机关讨论人选时，接连写出三个备选名单，统帅部最终拍板：“阎仲川不错，他对南方防务门儿清，让他顶上。”因此，才出现了一纸调令令众人咋舌。有人悄声议论：“副总长挂大校肩章，历史头一回。”其实并非第一次。早在1950年，总参副参谋长唐亮就曾以大校级别暂代副职，只是当时军衔尚未全面推行，档案中很少有人提及。
阎仲川赴京一个月，另一条人事令又飞向西山：总参政治部主任陈继德，同样是大校衔，升任副总长分管干部和宣传。与阎仲川“技术路线”不同，陈继德出身政工，抗战初期在冀中第八军分区做组织干事，解放战争期间常驻前沿独立支队。他既熟悉基层，也谙于调度干部，这在1969年显得尤为宝贵。于是，总参出现了罕见的一幕——两位大校肩章、副总长职务并列办公。
时间只过了两年，风向又变。1971年秋，阎仲川因“健康需要”离开机关，转至南方休养，职位由副总长吴忠接替；1972年底，陈继德被免去副总长职务，改任湖北省军区政委。把大军区正职级别的副总长“下派”到省军区，不只是降职那么简单，更像一次“组织上重新评估”。而他本人在武汉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时以平静口吻表示：“岗位不同，责任依旧，大家别多想。”会后，一位副司令悄声问他是否觉得委屈，他笑着反问：“军人听命，委屈也得干。”
省军区工作七年，对陈继德来说算不上风光，却极接地气。七十年代中期，湖北长江防汛压力大，他跑遍沿江十一个县，亲自组织民兵舟桥训练。有人评价：“他的政工经验，在基层才有价值。”这段经历不仅稳住了省军区，也为后来南方战区防务积累了民兵合成力量的范本。
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广州军区缺一位精通政治工作的主心骨，中央军委忽然想到陈继德。于是，1980年初，他的调令再度“打破常规”横空而来：湖北省军区政委升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，级别回到正兵团职。距离他第一次出任大军区政治部主任（1961年济南军区）整整过去二十年。军区机关里议论纷纷，“又是一个逆流而上”的典型。
有意思的是，阎仲川与陈继德的“交错轨迹”在这时再次交汇。阎仲川因恢复健康，被邀做广州军区顾问，两位旧日副总长在白云山脚下偶尔碰面。1981年的一个傍晚，军区食堂门口，两人寒暄。阎仲川说：“政工不比作战轻松。”陈继德回以一句：“作战靠计划，政工靠人心，各有难处。”这段对白后来被年轻参谋记在日记里，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1985年百万大裁军，年逾六十的陈继德面临去留抉择。根据简编方案，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已不保留军委常委级别，他主动申请退二线。7月组织宣布批准，他的个人档案最终停留在“有重大组织经验的副兵团职离休干部”一栏。阎仲川同年亦以军区顾问身份离任。两位曾经的大校、副总长、自此淡出公众视野。
回溯他们的履历，不难发现三次破格：第一次是1969年的越级提拔，第二次是1972年的跨职务“下派”，第三次则是1980年的“起死回生”式回升。每一次都嵌入特定时代氛围，有政策权衡，也有人事空缺，更有军事需求。换句话说，并非个人能力就能主宰全部走向，而是个人能力恰好符合当时最紧迫的那一块拼图，他们便被放进了空缺的位置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“打破常规”的任职经历，在建国后的高级将领中屈指可数。多数将领的晋升遵循“资历—战功—职务”阶梯，而阎仲川与陈继德的曲折轨迹，恰好证明特殊时期里，规则也会被现实压缩、拉伸，甚至拧成一条看似反常却又合情的道路。对于研究军队干部制度演变，这两位大校、副总长提供了难得的样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