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二年四月，克里姆林宫外的中央档案馆搬迁。搬运工抬出一摞尘封纸箱时，一名年轻档案员无意瞥见一份特殊记录：纸张发黄，上写“对象：尼基塔·赫鲁晓夫——二一号别墅浴厕谈话全文”。他愣了好几秒，谁会把一位前领导人在厕所里的抱怨当成“机密资料”长期保存？答案只能回到十八年前的那个秋天。
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，黑海岸边天气晴朗。刚满七十岁的赫鲁晓夫躺在折叠椅上晒太阳，电话铃突然响起。“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，你最好还是赶快回来。”线路另一端，勃列日涅夫声音温和，却透着催促。所谓“讨论农业机构调整”，听上去很平常，赫鲁晓夫犹豫片刻，终究还是收拾行李飞往莫斯科。他不知道，此行将是自己漫长政治生涯的终点。
飞机落地的夜色如铁。按照惯例他想先回克里姆林宫官邸，随行人员却把车开向主席团大楼。会议室灯火通明，人声却低沉。决议书已打印完毕，“解除第一书记职务，限期离任”。昔日部下肃然列坐，只有纸张翻动声。赫鲁晓夫略显疲惫的脸先是错愕，紧接着涨红，他用惯常的粗鲁语气嘶喊，宣泄愤懑。刻薄的回敬彻底打消了“保留中央委员”这份最后的体面，主席团改口：一律撤销。
六天后，米高扬夜访，将一份事先起草的“自愿退休声明”递到床前。气氛凝滞。沉默中，灯泡发出嗡鸣，像催命的闹钟。赫鲁晓夫放下笔，签名。明白人都清楚，任何“终生别墅”“五百卢布养老金”不过口头保障。自此，“特殊养老金领取者”被接往郊外软禁。
十二月，他抵达郊区新别墅，表面宽敞雅致，实则戒备森严。房门口警卫轮班，电话线路全部接入克格勃。连灶间的窗外，也不知何时竖起了监听铁塔。刚开始，赫鲁晓夫还不信——一个掌握核按钮的前元首难道连私语都要被记录？直到某天洗澡时发现排气扇里闪着红灯，怒火瞬间爆发。他冲着天花板咆哮：“你们花钱纳税，就为了听我放屁？”这句脏话被原封不动敲进了那份“浴厕谈话全文”，也因此在档案中流传。
苏联高层布设窃听器由来已久。二十年代捷尔任斯基的“铁房间”是始作俑者，斯大林时代臻于极致。莫洛托夫被监听，朱可夫被监视，对比之下，赫鲁晓夫不过是延续传统的受害者。区别只在于，当年他同样下令监视过别人，如今轮到自己。
软禁生活的单调乏味超出了他的想象。每天起床，眼前不是地图和电报，而是松林、木屋、守卫。乌鸦垂在屋檐上，一天到晚嘎嘎聒噪。他揣着半导体收音机，仍然关心克里姆林宫里传出的指令，可播音员报出的每一项新政策，仿佛都在提醒他：时代换人了。偶尔他对家人低声抱怨：“这算什么宣传？废话一堆。”说罢又自嘲，知道屋里麦克风全开，也懒得避讳。
赫鲁晓夫被推翻，不仅仅因为性格粗暴。秘密报告掀翻斯大林神坛，引起华约各党地震；急躁的农业并区、玉米运动，拖垮粮食供应；古巴导弹危机更让军方颜面尽失。统计数字扎眼：一九五三年前后，苏联年均增长逾百分之十，一九六三年跌去一半。主席团成员看在眼里，日渐焦躁。勃列日涅夫握有总书记梦，却担心功臣光环遮住自己，于是与波德戈尔内、谢列平暗中联络，演出一场“请君入瓮”。
对赫鲁晓夫而言，最难接受的正是背叛来自最亲近的副手。他起初坚信“列昂尼德不是那样的人”。可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，最终只能苦笑。晚风敲窗，他对儿子说：“看来我也看错人了。”声音低到只有窃听耳机能收全。
为了对抗无边空虚，亲人建议写回忆录。赫鲁晓夫想到丘吉尔、戴高乐的成功范例，眼中闪过久违的光。录音机塞进口袋，散步时自言自语，把波兰、古巴、北京的一幕幕复盘。磁带上飞机轰鸣盖过人声，偶尔还能听见树叶沙沙。可一九六八年春，克格勃查访书房，发现第一份手稿，当局勒令销毁。一场猫鼠游戏就此展开：官方抄走原件，副本悄悄送往欧美出版社。两年后，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横空出世，莫斯科高层气急败坏，却已无计可施。
七十年代初，他的身体迅速衰老。常年酗酒、高血压、冠心病轮番上门。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，探亲归来，他在女儿乡间小屋采蘑菇时心绞痛发作，被急送弗鲁恩泽医院。翌日清晨，心脏停止跳动，终年七十七岁。官方讣告异常简短，仅称“前国家领导人”，也未举行国葬。红场枪声与领袖光环，彻底与他绝缘。
有意思的是，那台装在厕所里的窃听器直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才被公开展示。导游按下播放键，喇叭里传出粗口与水声交织的片段，游客哄笑不止。昔日呼风唤雨的第一书记，最终被囚于一方浴室，留下的竟是一句破口大骂。历史的讽刺，有时藏在最荒诞的细节里，它提醒世人：权力高墙内外，声音可能永远有人在听，而掌声终究替代不了宁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