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作声明：本文为虚构创作，请勿与现实关联
“你那个姨妈，就是个祸害！还没回来就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，回来了还得了？”外婆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1990年夏天沉闷的空气。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“祸害”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，更不知道，这个即将到来的“祸害”，会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对我说出一句足以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话。
我叫小军，那年十二岁。
在我贫瘠的认知里，世界由两部分组成：学校和家。
学校是方正的，课本、黑板、红领巾，一切都有规矩。家是拥挤的，是饭桌上外婆的叹气、妈妈的愁容，和舅舅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机油味。
我学习很好，这是家里唯一的亮色，像阴雨天里偶尔探出头的一小块太阳。
所有人都说，我是李家飞出这片弄堂的唯一希望。我对此深信不疑，并感到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重。
舅舅李建国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个异类。
他在国营机修厂上班，是个八级钳工，双手布满老茧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色的油污。
他性格像块生铁，又硬又直，认准的事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对我们很好，但对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姨妈，他怀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维护。
这成了他和外婆之间永恒的战场。
外婆，是这个家的绝对权威，也是传统的捍卫者。
她的人生信条是“脸面比天大”。左邻右舍的评价，远比家里的晚饭是稀是干更重要。
姨妈李秀兰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块伤疤，是她不敢触碰的耻辱。
她用刻薄和冷漠筑起高墙，保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，也把唯一的女儿推得更远。
至于姨妈李秀兰，在出狱前，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代号，代表着“错误”、“耻辱”和“不光彩”。
大人们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坏女人的形象：不学好，跟外面的男人乱搞，最后因为“投机倒把”被抓了进去。她是一个存在于传说中的禁忌。
1990年的夏天，知了的叫声让本就燥热的空气更加粘稠。
我家的那台“华生”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，搅动的全是热风。
晚饭是白粥配咸菜，还有一碟炒得蔫巴巴的空心菜。
外婆用筷子在碗里搅了搅，没胃口。
妈妈低着头，扒拉着碗里的粥，仿佛那里面藏着什么心事。
沉默像一张湿漉漉的网，罩住了饭桌上的每一个人。
是舅舅先开的口。
“妈，我明天去接秀兰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，砸进了死水般的寂静里。
“啪！”
外婆的筷子重重拍在桌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“你疯了？”她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尖得像锥子，“你还真要去接那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？让她住进来？我们李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”
舅舅放下碗，脸憋得通红，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爆起。
“她是我妹妹！她刚出来，没地方去，不回家能去哪儿？”
“她有脸做那种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是她家？”外婆不依不饶，刻薄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射出，“让她住进来，街坊邻居怎么戳我们脊梁骨？你让小军以后在学校怎么抬头做人？让人指着鼻子说，他有个坐过牢的姨妈？”
我的心猛地一缩，手里的调羹差点掉进碗里。
“够了！”舅舅猛地站起身，胸膛剧烈起伏，“她当年为什么进去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要不是……”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外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跳了起来，指着舅舅的鼻子，“我没数？我只知道她让我们李家蒙羞！你要是敢把她接回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
家里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，仿佛一根拉到极致的弦。
妈妈拉了拉舅舅的衣角，小声劝着：“建国，你少说两句……”
舅舅一把甩开妈妈的手，眼睛通红地瞪着外婆，那种眼神，混杂着愤怒、失望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他什么也没再说，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，用力拉开门，又重重地摔上。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震得墙上的灰都簌簌地往下掉。
屋子里只剩下外婆粗重的喘息声和无休止的咒骂。
“反了天了……为了一个劳改犯……跟我拍桌子……”
我吓得从凳子上滑下来，悄悄躲到饭桌底下。
桌布下方的世界昏暗而安全。
我能看到外婆气得发抖的双脚，和妈妈不知所措地在围裙上擦着的手。
“坏姨妈”，这个我从未见过的人，光是她的名字，就足以在我们家掀起一场十二级的台风。
恐惧和好奇像藤蔓一样，在我心里疯狂滋长。
第二天傍晚，天色被晚霞染成一种不祥的暗红色。
舅舅回来了。
他身后跟着一个人。
那就是我的姨妈，李秀兰。
她比我想象中要瘦小得多，像一根被风干了的芦苇。
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旧衣服松松垮垮地罩在身上，更显得她形销骨立。
她的头发剪得很短，像个假小子。脸色是一种长年不见阳光的苍白。
她手里只提着一个同样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包，布包瘪瘪的，看不出装了什么。
她就那么站在门口，融在昏暗的门影里，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影子。
她的眼睛始终低垂着，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，不看任何人。
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
外婆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瞥了她一眼，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那声音里充满了鄙夷和嫌恶。
她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又回了自己房间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这声关门，就是她的态度。
妈妈站在原地，双手紧张地搓着围裙，脸上是想开口又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。
整个空间里，只有那台老吊扇还在吱呀作响。
还是舅舅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：“秀兰，到家了。”
姨妈的身体似乎轻轻颤动了一下，但她依旧没有抬头，只是几不可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就这样，姨妈在我们家住了下来。
舅舅把堆放杂物的储物间收拾了出来，放了一张小小的木板床。
那地方又小又暗，只有一个巴掌大的窗户，透不进多少光。
姨妈成了家里的一个“隐形人”。
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我甚至听不到她开门的声音。
等我睡眼惺忪地走出房间，发现院子里的地已经被她扫得干干净净，还洒了水，压住了尘土。
家里的脏衣服被她悄无声息地洗好，晾在竹竿上。
做完这些，她就回到那个小储物间，一待就是一天。
吃饭的时候，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，默默地坐在角落，永远是最后一个动筷子的人。
她吃得很少，总是低着头，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米都不剩。
她不说话，也不看人，仿佛一个透明的魂灵。
外婆的冷暴力是无形的刀子。
“也不知道在牢里都学的什么，一声不吭，跟个哑巴似的。”
“有些人就是命贱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”
“别以为住进来了就是一家人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”
这些话，外婆从不对着姨妈说，但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。
姨妈的反应，是毫无反应。
她就像一口枯井，无论你往里扔什么，石头也好，泥沙也好，都听不见一丝回响。
她只是默默地承受着，那种麻木和死寂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。
直到那个晚上。
我半夜渴醒，摸黑出去倒水喝。
路过储物间的时候，我发现门虚掩着，透出一条微弱的光缝。
不是灯光，是月光。
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，悄悄凑了过去。
我看见姨妈背对着门，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。
窗外清冷的月光像水一样流淌进来，正好照在她手上。
她一手托着另一只手，手里拿着一根针，正借着月光，极其专注地、小心翼翼地，挑破自己手掌上的一个血泡。
脓水和血珠被挤了出来，她用一块布，轻轻擦掉。
我这才看清，她的那双手，根本不像一个刚出狱的、三十出头的女人的手。
手掌和指节上布满了厚厚的、发黄的老茧，还有很多新旧交错的伤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、划过。
挑完一个，她又换了个位置，继续挑下一个。
整个过程，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
那一刻，她抬了一下头，侧脸正好对着我。
借着月光，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眼神。
那眼神里没有了白天的麻木和空洞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像在暗夜里无声燃烧的火焰，冰冷，却又带着一种惊人的亮度和执着。
我吓得赶紧缩回头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那双布满伤痕的手，和那双冰冷的、燃烧着火焰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这个沉默的姨妈，一定有着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另一面。
她白天，究竟去了哪里？又在做什么？
姨妈变得越来越神秘。
她依旧早出晚归，但身上开始带上一种新的味道。
那是一种油烟、面粉和某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很特别。
她的话还是那么少，但家里的餐桌上，开始悄然发生变化。
偶尔会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猪肉，或者几个新鲜的苹果。
舅舅问她钱是哪儿来的，她只是低声说：“在外面帮人干点零活。”
外婆则撇着嘴冷笑：“什么零活能挣来肉吃？别是不干不净的钱。”
姨妈不辩解，外婆的冷嘲热讽，她也照单全收。
但我发现，妈妈看姨妈的眼神，多了一丝复杂。
毕竟，那切切实实的肉香，是这个家久违的味道。
我的好奇心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终于，在一个不用上学的周六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我天没亮就爬了起来，躲在窗帘后面，像一个侦探。
当姨妈那个瘦小的身影悄悄走出院门时，我立刻穿上鞋，像只小猫一样，远远地跟了上去。
清晨的街道还很安静，只有清洁工在扫地。
姨妈的脚步很快，很稳，完全不像在家里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
我屏住呼吸，利用电线杆和墙角做掩护，一路尾随。
她没有走向工厂区，也没有走向市中心，而是拐进了一条我从未走过的、通往老城区深处的小路。
路越来越窄，两边的房子也越来越破败。
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潮湿的、混杂着各种垃圾的霉味。
最终，她在一个龙蛇混杂、环境脏乱的后巷尽头停了下来。
我躲在一个堆满破烂的墙角后面，探出半个脑袋。
眼前的一幕，让我瞬间睁大了眼睛。
巷子尽头，支着一个简陋的摊子。
一口大铁锅架在煤炉上，锅里的油“滋滋”作响。
姨妈正站在油锅前。
她头上包着一块头巾，身上系着一条沾满油污的围裙，脸上因为热气和油烟，泛着一层油光。
她抓起一团发好的面，在案板上迅速一抻、一拧，然后丢进滚烫的油锅。
面团在油锅里迅速膨胀、翻滚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根金黄酥脆的油条。
她的动作快得惊人，一气呵成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
和面、下锅、翻面、捞出，整套动作像演练了千百遍一样熟练。
她的摊子前，已经有几个早起上工的人在排队。
她不说话，只是沉默地炸着，收钱，找钱。
脸上的表情，不再是家里的麻木，而是一种生猛的、不容侵犯的凌厉。
那是一种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，带着原始生命力的强悍。
我看得有些呆了。
就在这时候，来了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，晃晃悠悠地走到摊子前，也不排队，其中一个直接伸手就要拿刚出锅的油条。
姨妈的动作停了。
她没说话，只是抬起眼皮，看了那个青年一眼。
就那一眼，冰冷得像淬了毒的刀子。
青年伸出的手，停在了半空中。
另一个地痞模样的男人，大概是他们的头儿，拍了拍姨妈的案板，吊儿郎当地说：“新来的？懂不懂规矩？在这儿摆摊，孝敬过我们‘龙哥’没有？”
周围的摊贩都缩了缩脖子，敢怒不敢言。
姨妈还是没说话。
她只是拿起那把长柄的、在滚油里浸了半天的铁油勺，慢慢地舀了一勺滚烫的热油。
她把油勺举起来，稳稳地递到那个自称“龙哥”的地痞面前。
那勺油离他的脸只有不到二十厘米。
滚油在勺子里微微晃动，散发着灼人的热气。
姨妈的手稳得像焊在了空中，一滴油都没有洒出来。
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比巷子里的寒风还要冷。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那个“龙哥”脸上的嚣张气焰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了。
他的额头上渗出冷汗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勺随时可能泼到他脸上的热油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
“算……算你狠。”
他僵持了几秒，最终还是败下阵来，骂骂咧咧地带着小弟灰溜溜地走了。
姨妈面无表情地把那勺油，又缓缓地倒回了锅里。
整个过程，她一个字都没说。
周围恢复了平静，排队的人看她的眼神，多了几分敬畏。
我躲在墙角，心脏狂跳。
我感觉到的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奇异的、混杂着震撼与崇拜的冲击。
我终于明白了她手上那些新旧交错的伤痕是怎么来的。
也终于明白了她眼神里那团冰冷的火焰，到底是什么。
那是在深渊里挣扎求生，不容任何人再把她踩下去的，拼死的意志。
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。
我又是全班第一，遥遥领先第二名十几分。
奖状拿回家，是那段时间里家里唯一的喜事。
妈妈拿着那张红色的奖状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脸上的笑容像花一样。
但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太久。
班主任把我妈叫到了学校。
回来后，妈妈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忧虑。
晚上，我听见她在跟爸爸小声说话。
“老师说，小军这孩子，是块好料子，脑子聪明，只要好好培养，考个重点高中，上个好大学，不成问题。”
爸爸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喜悦：“那是好事啊。”
“好是好，”妈妈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丝愁苦，“但是老师也说了，光靠学校教的那些，到后面就不够了。要想拔尖，最好能请个家教，一对一地辅导一下。还有，得多买点好的辅导书，光做学校发的那些练习册，眼界太窄了。”
爸爸沉默了。
“家教？辅导书？那得多少钱啊……”妈妈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，“咱家这情况，我哪儿敢想啊。”
之后的好几天，家里又恢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。
妈妈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，晚上我能听到她压抑着的、小声的啜泣。
钱，这个字，像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压在每个人的心上。
这些，姨妈都看在眼里。
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每天出门得更早，回来得更晚。
身上的油烟味，也更重了。
这天晚饭，气氛有些不一样。
桌子中央，摆着一盘油光锃亮、香气扑鼻的红烧肉。
是姨妈买的。
在那个年代，猪肉是需要凭票供应的奢侈品。这一盘肉，几乎是舅舅好几天的工资。
我偷偷咽了口口水，眼睛离不开那盘肉。
妈妈给大家都夹了一块，连一直冷着脸的外婆碗里也放了一块。
“吃吧，都吃吧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饭桌上，大家沉默地吃着肉，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。
这顿丰盛的晚餐，并没有带来多少快乐，反而让气氛更加沉重。
外婆吃完自己碗里的那块肉，用餐巾纸擦了擦嘴，又开始用她那特有的、阴阳怪气的调子开口了。
“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，还学人家吃肉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钱要是能从天上掉下来就好了，也不用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发愁了……”
她的话像针，句句都扎在人心最软的地方。
妈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
舅舅“啪”地放下筷子，刚要发作。
就在这时，一直埋头吃饭，仿佛与世隔绝的姨妈，突然也放下了她的碗筷。
她的动作很轻，却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舅舅和妈妈都一脸不解地看着她。
连喋喋不休的外婆，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而愣住了，话卡在了喉咙里。
姨妈没有理会任何人的目光。
她缓缓地转过头，那双总是藏着太多故事、太多风霜的眼睛，极其认真地、笔直地看着我。
她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，穿透了饭桌上昏暗的灯光和沉闷的空气，牢牢地锁住了我。
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，完全无法思考。
手一松，那双陪伴了我好几年的木筷子，带着我的震惊，“啪嗒”一声，掉在了水泥地上。
声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响亮。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妈妈最先反应过来，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声音都在发颤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