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，礼炮声持续回荡，一位身着旧军装的将军抬头望向旗帜，脑海却闪现出十四年前的一个傍晚。那天，寒风卷着沙土扑向榆林以南的山沟，中央红军刚刚在吴起镇扎下篝火，烟雾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——红十五军团到了。
时间拨回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纵队翻过最后一道山梁进入苏区腹地。行前，毛泽东只交代一句：“暂时不要谈张国焘。”一句话分量极重，杨尚昆牢牢记住。然而部队刚安顿，徐海东穿过人群，握住杨尚昆的胳膊，压低嗓子还是问出那句：“张国焘怎么没一起来？”杨尚昆愣了下，只回答：“到保安后，主席会同你细说。”对话短得像山巅的冷风，却把几支红军的复杂关系映衬得分外清晰。
追溯缘由得回到鄂豫皖。1932年10月，蒋介石第四次“围剿”逼来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进川陕。为掩护群众转移，徐海东、程子华、沈泽民等抽调红74师、红75师及地方武装，匆匆组建红二十五军，留在大别山打游击。此后两年，他们在不足一万平方公里的山川里辗转反击，伤亡触目：沈泽民、王平章相继牺牲，鄂豫皖根据地被屠杀者逾二十万，数目至今仍让档案馆的研究员心惊。
1934年底，敌情急迫，徐海东决心西移。没有电台，也无补给，他们靠罗盘边走边打，次年春天越过陇海铁路，意图和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。可天不遂人愿，渭河以西布满敌骑，子弹几乎耗尽，向南转折已无可能。正是在这样的绝境里，他们误打误撞闯进陕北。
陕北红军由刘志丹、高岗领导，人数不足万，装备以土枪为主，但群众基础深厚。两支队伍在永坪镇握手，会师一改山沟里的沉闷。合编后取名红十五军团，徐海东任军团长，程子华为政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陕北队伍地方干部比例高，执行苏区法规常显生硬。戴季英、聂洪钧从红二十五军带来一套“肃反”模式，不假思索地套在陕北，刘志丹、高岗短暂被捕，矛盾几乎失控。
毛泽东从长征的泥泞里赶到保安，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“灭火”。他宣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聂洪钧担任，自己与周恩来居副职，这个刻意倒置的署名，让不少干部议论纷纷，却也在钳制锋芒中化解了对立。刘志丹、高岗被当夜释放，红军内部风波迅速平息。徐海东后来感叹：“人心才是最难指挥的武器，主席来了，一句话就把枪口调回了外面。”
同一时间，千里之外的懋功草地，张国焘正与中央拉锯。四方面军兵强马壮，张国焘自忖实力远胜中央，因而提出“另立中央”的设想。消息断断续续传进陕北，各路将领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觉不安。徐海东觉得，关中平原战云密布，若不合兵，生路渺茫，所以才有了那句焦灼的询问。
徐海东的立场，源自他早年的工运经历。1925年，他在安源罢工前线挨过硝烟，也见过失败后流亡的壮士。党组织那时给了他一张被褥一碗饭，他记到了骨子里。这份信念在陕北再次兑现。中央红军缺棉衣，杨至诚厚着脸来借钱，红十五军团账上只有七千大洋。徐海东挥手：“给他们五千，咱们勒紧腰带也得保中央过冬。”在后来的回忆里，杨至诚说这是“生死与共的信任”，不是金钱能衡量。
1935年12月的直罗镇，三倍于红军的东北军西进堵截。师部帐篷里，朱德摊开地图：“徐海东守北，林彪、聂荣臻主攻南侧；敌人被切断补给，就得缴枪。”鏖战三昼夜，歼灭敌一○九师及一○六师一部，红军以不足万人的兵力缴获五千多俘虏，彻底打开了西北根据地的门户。这一胜利，直接奠定我党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基点，也让陕西的黄土地成为后来革命的大后方。
战后总结会上，毛泽东点名表扬徐海东。会后两人低声交谈，毛泽东说：“海东，你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。”徐海东只憨厚一笑，随即问起四方面军的消息。此时张国焘已率部南下，走向分裂的深渊。毛泽东沉吟片刻，劝他专心北上作战，“他自有党中央办法。”不久，张国焘擅自另立中央的真相被公开，许多人这才明白最初那句“先不要说”的用意——争取时间，避免动摇。
遗憾的是，徐海东真挚的劝告未能挽回老部下的背离，却更加坚定了他本人对党和中央的信服。此后，他伤痕累累转战山西、苏北，抗战爆发时年仅三十一岁，却已留下四十多处弹痕，坐堂吃饭都必须把腿悬在板凳外。医生劝他休养，他摇头：“前线需要我。”
回看1935年陕北那场“迟到的会师”，决定的不只是几支红军的命运，更关乎后来抗战大后方和解放战争的天平。假如徐海东当日没有一问，或许不会改变张国焘的选择，但至少让历史留下一个清晰的注脚：在中国革命最暗淡的时刻，还有人把“团结是生路”这五个字牢牢记在心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