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凌晨，成都凤凰山机场灯火通明。最后一架运输机的螺旋桨轰鸣不止，蒋介石站在机舱口，被随行人员告知：“重量超了，起飞不了。”堆在机舱腹舱里的木箱又黑又重，木牌上写着“旧石器 易碎”。副官喘着粗气说：“总裁，要么减油，要么扔货。”蒋介石皱眉几秒，挥手：“把那十口破石鼓丢下，金条和账本不能少！”命令一道，士兵们七手八脚，将十只大箱拖到跑道旁。飞机终于冲入夜空，留下一片尘土飞扬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十块被弃如敝屣的“黑石头”，后来却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，成为无可替代的“镇国之宝”。
飞机呼啸远去的次日上午，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机场物资。一个灰头土脸的保管员撬开木箱，翻出了一块鼓形巨石，青黑如铁，刻满篆字。他蹲下来，拍了拍浮土，略懂金石的他倒吸一口凉气：“莫非是传说中的石鼓？”消息一路上传。三个月后，这十块鼓形巨石在十多名解放军战士的护送下，辗转铁路、卡车，回到北平，住进故宫博物院的红墙黄瓦之间。专家确认——正是声名赫赫的“陈仓石鼓”，距首次现身已逾千三百年。
十鼓团聚，并非易事。回头翻看它们的履历，比任何传奇小说都曲折。抗战时期，石鼓“走南闯北”已属常事；再往前追溯，它们还曾流浪于金、元、明、清，甚至差点被当筑路材料砸成碎块。然而，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分量，得把时针拨回到初现世间的那一刻。
公元六二七年早春，陇山以东，秦岭以西，陈仓山北麓一带新翠欲滴。羊倌李老栓追赶一只调皮山羊，脚下一滑，踢到硬物。他俯身拨开杂草，只见半截灰黑石柱卧于泥土，尺寸如鼓，鼓面阳刻纹路粗犷。再左右寻摸，竟一连发现十块。消息传到凤翔府，秀才、和尚、道人、画工，扛着生宣纸接踵而至，拓片一尺一尺揭开，确认为战国晚期的小篆。十面鼓，十篇铭文，记录秦公田猎、祭祀、宴飨之事，这就是史书所称“石鼓文”。
奇货可居，可惜当时的地方官没把它当回事。石鼓就那样裸露在山坡，风霜雨雪，任意剥蚀。一直到七五五年安史之乱，唐肃宗西奔至凤翔，听说此宝，命人掘起同行。千斤重的石鼓搁上辎重，队伍蜗牛般挪动。叛军逼近，士兵叫苦。为了保命，护送军卒把石鼓掩埋野外，谎称已毁。若非这一埋，也许早成炮台石渣。
时间滑向北宋。宋人好古成风，仁宗即位后，下诏搜访古籍金石。凤翔知府司马池奉旨寻鼓，找到九块，却遍寻不见名为“作原”的第十块。司马池焦急，上书朝廷不敢言缺，只得命工匠照拓本琢一假件补数，夜送东京。真鼓九，假鼓一，短暂混迹御府，一经金石家辨认，真相即破。司马池因此折损仕途，却也让“失踪的作原”名声倍增，自此成了民间口口相传的谜团。
南宋灭亡，元人立都大都。石鼓辗转燕京孔庙，被当成桌案、砚台摆放在角落的坟碑旁。有人往鼓面砸酒，有人磨菜刀。若不是一位汉军世候的幕僚识得字迹，如今或许只剩碎块。明、清两朝倒有些气度，对石鼓略加维护。雍正、乾隆时，学者编纂《石渠宝笈》，石鼓被列入“甲编”，可见其地位。乾隆皇帝兴致好，遣工匠填金描红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无形中被后人骂“二次破坏”，篆字光泽虽亮，细节却被磨平不少，实在可惜。
一八六○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满城动荡，据说有人趁乱想把石鼓炸开取金。幸亏同治帝下诏，加兵严守孔庙，才算保住。可新危机很快降临。辛亥革命后，北平出现走私风潮，洋行商人频频高价收购古物，石鼓再度岌岌可危。北洋政府顾问赴孔庙检视时，发现鼓面金饰已被刮落不少，远看满目疮痍。那一刻，“国宝”与“废石”只差一层外力。
一九三三年，日军压境，北平准备疏散文物。石鼓作为故宫最重藏品之一，包装最为费劲。老工匠缠绢布，外裹棉毯，层层竹篾，再钉木箱。木箱又要装入特制钢托架，配备减震弹簧，八人合抬，行程短还好，路远就麻烦。先坐火车到天津，海运到上海，之后从南京、武汉一路西撤。有人统计，石鼓在抗战八年里搬了不下十回，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。
日本投降，石鼓暂存重庆北碚。可内战阴霾逼近，蒋介石再起运宝物。渝昆铁路尚未修通，他干脆调军机。问题是，机腹可承受的货值有限。黄金、外汇券对于海外生存至关紧要，历来“掘地三尺也要带走”。至于石鼓，既无携带便利，也难在海外变现，于是被无情抛弃。那一声“扔吧”，让十鼓脱离流亡漂泊，却险遭掩埋。
一九五〇年春，接收大队在成都郊区清理仓库，抬出十箱“废石”。正当工人们准备拆箱回收木材，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张姓学者凑近查看，顿时失声：“这是石鼓！”军代表将信将疑，随即电告北京考古所。半月后，专家组抵蓉，反复核对拓本，确认无误。运输方案迅速敲定：经成渝铁路到重庆，转长江水运，经南京、天津，再载重卡车进北平。国立北京图书馆提供最厚道的樟木箱，外加橡胶减震垫，动用吊车、纤夫、钢轨，前前后后用了三个月，石鼓才稳稳地躺进故宫文渊阁地下库房。
一九五九年九月，人民大会堂落成，“首都博物馆文物特展”开幕。陈仓石鼓首度跃出深宫，鼓面上那行行大篆被强光打亮，观众排队三日不绝。老书法家启功走到第七鼓前，小声念出“虞祭”两字，说：“线条婉转，篆韵古穆，妙哉！”此言一出，围观者里外挤成一片。报纸连篇累牍地介绍石鼓的发现、流离与归来，称其为“国脉犹在”的象征。
说到这里，总要澄清一个疑问：石鼓为什么如此重要？首先，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实物，早于秦始皇刻石两百多年。再者，十鼓分别记述先秦贵族狩猎、祭祀、朝聘等礼仪细节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料。宋代大儒欧阳修称之“文字之祖”，清人阮元更把它列为“书法七体之首”。可以说，有了石鼓文，才有后世对大篆演变的完整认识。
此外，石鼓见证了王朝兴替与战火流离。唐代皇帝因奔亡而弃之，宋臣为一块赝品跌倒仕途中途，金兵拆金而遗实，明清两朝反复修补，民国混战差点令其沉没长江。每一次劫后余生，都在叩问朝代更替中对文化传承的态度：到底是视为可弃的累赘，还是珍若生命的根脉？
有意思的是，石鼓辗转千年，却从未真正离开过华夏本土。它们被埋过，被盗过，被“充公”过，却始终顽强地停留在黄河与长江之间。那次成都机场的“超重弃鼓”，反倒成了它们留下的分水岭。若当年飞行员强行起飞，而飞机在茫茫大海因负重发生意外，或这十鼓被运去海外再难回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现今走进故宫武英殿，十鼓分作两排，灯光自上而下投射，粗粝石壁反射着微光。篆文残缺，但拙朴有力；鼓身棱角多已磨损，却更显岁月沧桑。观者常问：“当年蒋介石怎么舍得扔？”答案或许简单：仓促间的权衡利弊。可历史往往爱开玩笑，抛弃的东西有时恰是最难再造之珍。石鼓脱身乱流，以千年古迹之姿，今日仍静静矗立，凭藉沉默的石质记忆，书写着中国最早一部“石刻史书”的传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