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立陶宛自己的话讲，这次的投资叫做“摆脱对中国的依赖”。
嘴上喊着要靠近印度，心里最放不下的，还是那块已经吃不上口的中国市场。
立陶宛这边，对印度最有存在感的，是一船一船的豆子，现在要拿“豆子贸易”，硬往“替代中国市场”的高度上抬，难免有点别扭。
立陶宛到底失去了什么，为啥非要在印度身上找补？欧印协定对它来说，是真机会吗？
布鲁塞尔的会议厅刚刚熄灯，冯德莱恩高声喊出的“万交之母”的回声还在斯特拉斯堡回荡，这份欧盟与印度签下的自由贸易协定，看起来像是一剂强心针：印度承诺把汽车关税从110%砍到10%，工业机械、巧克力和酒精关税直接降为零。
表面上，这是一场政治和经济的双赢，欧洲媒体和各国政客都在忙着庆祝，立陶宛的官方电视台甚至开启了香槟模式，把这份协议描绘成“逃离中国依赖”的希望之船。
但如果把镜头移到克莱佩达港的码头上，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没有高精尖的工业设备排队出口，装船的全是灰扑扑的豌豆和蚕豆，SEB银行的经济学家Tadas Povilauskas直言不讳：“立陶宛出口到印度的大头，其实就是豆子。”
所谓“战略伙伴”和“民主供应链”，在现实中不过是传统农业出口的包装术，这种错位非常残酷：立陶宛一直希望被视作光电或生物科技的高地，但在印度这个大买家眼里，这些高科技光环毫无用处。
他们只想买最便宜的基础工业品或者豆类原料，豪言壮语与成吨的豆子形成了鲜明反差，而要靠这些豆子填补过去高端出口留下的缺口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这种表象和现实的落差，不仅让贸易数字显得尴尬，也让所谓“万交之母”的政治光环蒙上了一层冷笑，立陶宛在印度市场上充其量只是一个豆子供应者，而非技术输出者。
正当政客们在媒体面前描绘宏大蓝图时，港口工人们的视线只落在那一船又一船低价豆子的成交价格上，这份差距，不只是经济上的，也反映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能力与野心的错位。
很多人会反驳：别光看豆子，汽车行业才是重点，印度关税降了100%，这笔利润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吗？确实，这个数字很亮眼，但真正能分到钱的，又是谁呢？
立陶宛在欧洲汽车产业链中地位有限：它不是整车设计者，也不是整车组装者，而是末端供应商——提供轴承、线束插头这样的零部件。
印度敞开市场，对整车制造商如德国大众、奔驰来说是大蛋糕，他们会坐在董事会上庆祝利润上涨，但立陶宛呢？它只是一节小拖车，被大厂拖着往前走，红利只能捡一点微薄的加工费。
更尴尬的是，立陶宛制造商几乎没有机会直接和印度买家谈判，产品要先运到德国或波兰，被贴上“欧洲制造”标签，经过中间商层层加价，再漂洋过海，最终印度消费者看到的，只是“德国工艺”，谁会在意螺丝是在维尔纽斯拧紧的？
换句话说，立陶宛真正能掌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微乎其微，在这个所谓“万交之母”的狂欢里，大象在桌上举杯庆祝，而立陶宛只能在桌下捡掉落的面包屑，这种局面反映了小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边缘化地位，以及政治宣传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。
然而，这种红利流向只是表面问题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国家战略与现实的脱节，立陶宛政客高喊价值观外交和“脱钩中国”，但在全球产业链中，小国的谈判筹码微不足道。
港口上排队的豆子和远在斯图加特、巴黎的董事会形成鲜明对比：一方是真金白银的利润掌握者，另一方是被动的附属者。
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曾经高调宣布“脱钩”，当时西方媒体也大加赞赏，认为这是小国敢于自主的表现，但现实是，海关数据显示，脱钩期间立陶宛对中国的进口不降反升，2016年约10亿美元，2024年突破20亿美元，2025年预计超过25亿美元，增速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。
这说明，在生活和生产需求面前，政客的口号无法抵挡现实经济逻辑，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依赖价格低廉、质量可靠的中国供应链，否则欧洲的通胀环境下日子难以为继。
出口端同样不容乐观，曾经对华出口的朗姆酒、奶酪和原木早已消失殆尽，立陶宛试图用印度取代中国市场，但2024年的出口数据仅约1亿欧元，这差距意味着，一船船的豆子和微薄零部件根本无法填补原来的市场缺口。
更何况，印度市场并不温柔：法律碎片化、邦际壁垒重重、知识产权保护不足，对于立陶宛中小企业而言，简直是一片危险的沼泽。
最终，政治豪赌的荒谬不在于输赢，而在于它暴露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天真和现实脆弱，价值观外交和经济利益在现实面前常常背道而驰，当潮水退去，裸泳的不是数据，而是国家战略被意识形态绑架后的迷茫未来。
所谓的“万交之母”，不过是还没开始就注定要赔本的政治喊话，港口的工人、企业的账本和国家的理想之间，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巨大鸿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