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1月，那是一个冷得刺骨的冬天。
当王生明的遗体被弄回台湾基隆港的时候，负责接机的人都被吓了一跳。
这人可是个少将司令，按理说死了也该有点排面，手里不说拿着蒋某人的委任状，起码也该握张全家福吧？
结果并没有。
他手里死死攥着的，是自己生前硬扯下来的一枚军徽，手指骨节都发白了。
更邪门的是，他留下的遗嘱里特意交代，墓碑别对着南京，也别对着重庆，就要对着江西赣南的一座深山。
这事儿吧，真不是风水先生搞的鬼，而是因为他在被炸死前，跟副官说了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：“那两笔债，拖了二十年，今天人家上门来讨了。”
这笔“烂账”的发源地，就在江西会昌的天门嶂。
那颗结束他生命的子弹，其实早在1935年的那个清晨，就已经由他自己扣动了扳机。
咱们把时间倒回去看看。
1935年那会儿，王生明还不是什么将军，充其量就是个国民党军的团长。
那年头红军主力刚长征走，留在那边的红24师和游击队，说白了就是那是真的难。
缺衣少食不说，连像样的枪都没几杆。
王生明这人呢，就像个嗅觉灵敏的猎人，带着装备精良的加强团，死死咬住了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。
在天门嶂那个隘口，这压根就不是一场公平的对决，纯粹就是单方面的“不对称打击”。
王生明这招也真是够阴的，他不玩硬冲锋，而是玩起了绝户计。
提前三天把水源给断了，把射击范围里的树全砍光，这就相当于把红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靶子打。
当红军独立22师师长贺昌和红24师政委李翔梧带着队伍走进这个口袋阵时，其实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
那时候的红军战士，饿得连枪都快举不起来了。
那场仗打得太惨了，惨到现在看战史心里都堵得慌。
李翔梧肚子上挨了三枪，血流干了才倒下；贺昌这个年轻将领，才29岁啊，不想当俘虏受辱，硬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
踩着这两位红军将领的尸骨，王生明换来了一枚勋章和一把“中正剑”。
当时的庆功宴上，他可能觉得这是自己飞黄腾达的起点，但他绝对想不到，历史的账本上，每一笔血债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早晚得还。
不过呢，人这东西最复杂。
如果王生明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，倒也简单了。
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这人又跟换了个芯似的。
在淞沪战场那个绞肉机里，面对日本人两个联队的冲锋，这家伙展现出了少有的血性。
在蕴藻浜，他把自己绑在工事上，抱着机枪死磕，全团600多号人打得就剩个位数，硬是一步没退。
当时的报纸把他捧成了“抗日铁汉”，老百姓还真给他送过锦旗。
这就是那个年代最荒谬的地方。
一个人既可以是屠杀同胞的刽子手，又可以是抗击外侮的硬汉，这种分裂感，估计连他自己都把自己搞蒙了。
据说抗战胜利后，有次喝多了，他突然嚎啕大哭，说什么杀日本人他不后悔，但天门嶂那几百条命，总觉的在背后盯着他。
这种恐惧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对因果的本能敬畏。
他可能隐约感觉到了，靠杀自己人起家的队伍，不管后来怎么洗，根子上已经烂了。
终于，时间晃悠到了1955年。
这会儿的局势早就变天了。
驻守在一江山岛的王生明，面对的是已经脱胎换骨的解放军。
这可不是当年拿着大刀长矛的游击队了，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、海、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。
你看那场面，海面上全是军舰，天上飞机轰鸣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
王生明躲在他那个号称“海上凡尔登”的工事里，心里估计比谁都清楚：完了。
他苦心搞的那几千颗地雷、几百个碉堡，在现代化的立体攻势面前，脆得跟纸糊的一样。
这就很有意思了。
当年他在天门嶂伏击红军，红军那是叫天天不应；现在轮到他了。
据幸存的老兵回忆，战斗打响后，王生明拼命呼叫台湾支援，结果呢？
无线电里全是忙音。
蒋某人那是出了名的“死道友不死贫道”，早就把他当弃子了。
战斗结束得特别快，快到让人都没反应过来。
当解放军攻上203高地主峰时，王生明知道，结账的时候到了。
他没跑，也没投降，因为他知道无路可退。
他在最后一刻拉响手雷，与其说是殉职，不如说是认命。
就在那天下午，指挥这场战役的张爱萍将军登上了一江山岛。
这位也是老红军出身，看着满地狼藉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二十年前天门嶂的血债，今天算是有个交代了。”
这句话，直接给这长达二十年的恩怨画了个句号。
你说这事儿讽刺不？
王生明这辈子，就像是一面碎掉的镜子。
他把忠诚给了一个腐朽的集团，却背离了最广大的人民。
历史这玩意儿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它不会因为你打过鬼子就抹掉你在天门嶂造的孽，也不会因为你是反动派就否认你在淞沪流的血。
但最终，那个让老百姓翻身做主的队伍赢了，那个想靠枪杆子维持旧秩序的帮派输了。
这就是大势。
现在再去江西会昌的天门嶂，满山的杜鹃花开得那叫一个红；再去浙江的一江山岛，海浪还是那样拍打着礁石。
这两个相隔千里的地方，用一个人的死，串起了一段关于选择和代价的故事。
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更是一个旧时代被彻底碾碎的声音。
王生明死的时候，手里那枚军徽把他手心都硌出血了，但也没人能帮他松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