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午那会儿，清朝工厂刚建起来，北洋水师也刚成军；30年代，南京政府刚把关税收回来，法币也发了，工厂一年比一年多。
可每次刚有点起色，就被一巴掌扇回地上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不给。
那时候江南制造局自己能造枪炮，福州船政局造的船跑南洋，开平矿挖的煤供着铁路，轮船招商局的船从上海开到汉口。
1894年全国有153家民办工厂，不是小作坊，是真正雇工上百、用机器的厂子。
《申报》天天讲时政，招商局还学西方发股票，老百姓真开始琢磨：光买洋枪不行，得改规矩。
但甲午一输，2.3亿两赔款全进了日本国库，相当于他们四年总收入。
清政府从此年年赤字，修铁路的钱没了，水师更新舰艇的钱也没了。
台湾割了，辽东差点割，沙市重庆开了埠，外国工厂直接进来建厂，本地厂还没长大就被压死。
到了30年代，情况又像重演。1936年工业产值比1927年涨了八成，上海一个地方就占全国六成工厂。
关税自主了，银元统一了，法币也发行了，实业部天天出政策管钢铁、纺织、电力。
识字的人多了，中学大学生多了，技工也有了，城市里慢慢有了像样的市民生活。
结果1937年一开战，上海闸北炸成平地，天津塘沽的钢厂被日本人拆了运回本土，武汉汉阳铁厂的设备拖都拖不走，一把火烧了。
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四十多万册书，全烧了。大学往西跑，仪器在路上摔碎一半，老师学生饿着肚子教课学课。
沦陷区税收全归伪政府，法币被套换，外汇储备哗哗流走，大后方工厂只剩1138家，不到战前的四成。
日本不是瞎打，是真算过账。甲午前他们写报告说清朝“兵不精、政不一、财不实”，胜算很大；30年代发现中国GDP连年涨9%，再不动手，以后打不动了。
而中国自己也确实没跟上——厂子建得快，军队捏不拢，税收不上来，警察管不了乡下，工业起来了，国家能力却还散着。
抗战时根据地搞“三三制”，农民投票选村长；重庆多了兵工厂，昆明西南联大教出了第一批本土工程师；老百姓第一次觉得，这国不是皇帝的，是咱自己的。
这些不是战争带来的礼物，是逼出来的。
甲午延缓了二十年，抗战又拖了五十年，加起来差不多七十载。
但人还在，厂址还在，图纸还在，账本也在。
后来的事，就是接着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