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正月初八的傍晚，北京前门大街格外热闹。寒风裹着炭火香味钻进路人的衣领，也把一家家老字号涮羊肉店的生意推向高潮。可就在东来顺门口，一群客人嘟囔着“怎么没原来那股鲜味儿”——这句抱怨很快被归纳成一句口口相传的话：资本主义时好吃的羊肉，改成公私合营后竟然变了味。
北京城的风声传得快。几天后，中央开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，毛泽东听秘书汇报此事，笑着转头说一句：“陈云，你来回答一下。”会场气氛顿时活跃又紧张，许多同志的目光落到那位神情沉静的人身上。大家明白，如果要弄清一盘羊肉为何不香了，这位管经济大局的副总理最有发言权。
陈云并不急于开口。早在接到有关东来顺质量下滑的信儿时，他已悄悄拎着小皮包，到王府井后身那条胡同里转悠了一圈。坐下，要了一份最经典的手切羊肉。碟子端来，他先不动筷，先摸了摸肉片的纹理，又进后厨看了几眼屠宰、切片、配料的流程。回来时他只说一句：“换料、换刀、换规矩，味就变了。”
会议室里，他开口娓娓道来。语速不快，条理却极清楚——一是羊不对。过去只用三四十斤的小尾巴羯羊，如今山羊、老绵羊混搭，甚至冷冻肉也上了桌；二是价降得太猛。原是一斤一元二角八分，为了“与民同乐”一下子压到一元零八分，迫得店家以次充好；三是工序改了。老把式原本一天细切三十斤羊肉，如今追求效率，要他切到五十斤，薄如纸的刀法被迫改粗。
这些数字听来枯燥，却把“为何不好吃”三下两下剖得透亮。毛泽东抽了口烟，把烟蒂轻敲在烟缸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道理就在这里。”
要知道，能被主席点名作答，并非偶然。早在1949年5月14日，陈云从沈阳动身赴北平的那趟列车刚驶过山海关时，中共中央就已决定把这位老资格的组织部长调回核心，主抓财经。那会儿解放战争转入尾声，国民党留给新政权的，是通货膨胀、财政赤字和几乎停摆的工商业。
上海是试金石。陈云抵沪后没有急着开会发号施令，而是穿街走巷，和银行柜台、米店伙计、纱厂工人聊了三天三夜。他发现最要命的是钞票漫天飞，银根泛滥。节流行不通，只能想收缩货币。他抛出当时颇为陌生的选项——发行公债。电报发到西柏坡，毛泽东回问：“要这么多？政治影响如何？”陈云列出世界惯例、利弊比照，字里行间尽是算盘声。公债方案最终启动，配合整肃金融、压缩开支，不到一年，物价归位。毛泽东后来把这场“经济淮海战役”放在极高位置。
平定通胀后，陈云又忙于把成千上万户私营企业引入公私合营的轨道。1954年起，他牵头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，在产业布局、资金投向、外贸方向上反复推敲。制定赎买政策时，他曾直言：“不能让‘一刀切’砍伤生产积极性，要让愿改造的人有奔头。”经过两年折冲樽俎，北京17963户工商户完成合营，老字号们贴上了公私合营的牌匾。
然而，经济指标上的“胜利”落地到餐桌，却出现了东来顺那锅寡淡的羊肉。这件小事里，暴露出新体制下的管理、质量、激励一系列短板。陈云给出的四条对策切中要害：其一，原料进货必须分等论价，让好羊、嫩鸭有好价；其二，允许技师和设计人员持有一定分红或奖励，免得手艺失传；其三，专业让位专业——懂行的人管行当，行政指令不过度干预刀口火候；其四，改进统购统销的硬杠杠，对特色企业保留一定弹性。
“要让百姓吃得出差别，才能信服社会主义能把日子办得更好。”他在会上补上一句，引来低声会心的笑。
执行并不容易。手工业管理局一度担心破坏“统一”，可形势比人强，消费者的舌头比红头文件更苛刻。一个月后，东来顺恢复小尾巴羯羊专供，切肉师傅也改回日限三十斤。火锅再翻滚，肉片薄如竹纸，芝麻酱里花椒油掺得恰到好处，老食客进门竖起大拇指。2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同时报道，称“东来顺老味回归，座无虚席”。街坊说，这回才像过年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场围绕涮羊肉的风波，还让高层看到了管理经济的另一面：数字之外，有情有味的民生也是检验政策的晴雨表。1956年8月，七届七中全会上，毛泽东提议陈云出任党中央副主席，并解释：“他和平得很，却看问题尖锐。”在座的人想到东来顺的那锅鲜汤，不少会心点头——在纷繁经济大局中，能把“吃得好”当成国家治理要义的人，在当时并不多见。
此后，陈云继续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抢滩布局，提出“鸟笼”经济模式，强调在计划的“笼子”里给市场留足活力。许多人只看到冷冰冰的数字，却忽略他骨子里的民生情怀：东来顺的那盘热气腾腾的羊肉，正是最具说服力的注脚。
历史的光束打在琐碎处最亮。一次羊肉质量的滑坡，让中央听到了基层的烦恼，也让政策制定者及时修补了体制漏洞。东来顺重新飘香之后，北京人的冬天继续围炉把盏，国家的经济治理也在一勺勺热汤里找到温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