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盛夏，朔风卷着黄沙撩过长城北麓，负责清点军需的校尉突然发现，边关军马的存栏数已跌到危险线。放眼望去，马厩里空栏居多，饲草被风吹得叭叭作响。再过几个月便是秋季，匈奴例行南下的时节，一场更凶险的对决似乎不可避免。也就是在这压迫感愈来愈强的氛围里，汉武帝与他的将领们酝酿出史书上赫赫有名的漠北远征。
匈奴的突骑到底有多难缠？翻开《史记》，几乎隔三五年就能瞧见“入寇右北平”“烧杀定襄”这样的条目。对关内百姓而言，驼马蹄声伴随的不是商旅驮铃，而是劫掠与离散。迁走百姓、筑长城、增设郡县，一切办法都试过，可草原铁骑照旧来去如风。武帝这个倔脾气的皇帝忍无可忍：与其年年焦头烂额地堵窟窿，不如干脆把战火烧到人家老巢。
恰在此时，黄河下游连降暴雨，河决冲垮堤坝，山东刹那成泽国。数十万灾民无衣无食，州郡官仓见底，地方豪强又捂紧粮袋，隐患就像蒙蒙水汽在平原上弥漫。面对两难，武帝步子迈得比谁都大——不但要救济，还要把这些流离失所者一古脑子“打包”送往北疆。说得直白，他要把自然灾民变成手握兵器的边塞新民。
“愿去者，官给牛种、授田三顷，军功可换爵。”诏书一出，饱受饥饿之苦的人群如闻天籁。对农夫而言，土地就是命；对寒门子弟而言，爵位就是天。七十万山东人因此浩浩荡荡西去，途中专使护行、官仓供粮，旌旗挑在风里猎猎作响，几乎拉出一条“流民奔边”的长河。有人感慨，这像极了后世的“以地安民”大规模垦殖，只不过背后还藏着一盘更大的棋——为下一年的漠北决战积蓄人马与士气。
果然，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秋，宫城射声殿传出一道密诏：调集战马十万、辎重马四万，招募敢战步卒十余万，兵分两路，直捣伊稚斜单于腹地。此数字若放到今日，等于把全国优良骑兵储备倾囊而出，输不起，也不打算输。统领右翼的是十九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左翼由大将军卫青坐镇。此时，李广再三请战，终获前将军印；公孙贺、赵食其、曹襄分任左右后几路策应。
匈奴方面判断失误，把生力军调到北线围堵卫青，觉得“鲜衣怒马”的霍去病不过年轻气盛。沙场上，错把雏鹰当雏鸟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卫青率军穿越居延泽七百里，意外撞上单于主力，且战且走，最终用环车为营硬生生顶住了伊稚斜的反扑。风起时，漫天黄尘遮蔽了视线，卫青抓住短暂真空，猛然左右分骑，直插单于旗鼓。匈奴兵听到号角才发现汉军已逼在眼前，“单于！速退！”一名亲兵惊呼。伊稚斜无奈撤走，也许正是那一刻，他第一次真正感到中原铁骑的可怕。
西北侧的霍去病没等敌军列阵，便挥刀一指：“冲锋！”五万精骑化作黑色洪流，直扑左贤王的营地。匈奴人这一年刚换驻草场，营寨松散，猝不及防间被劈开两段。接下来几天，霍去病带着亲卫连斩韩王、屯头王等三十余匈奴王侯，俘虏七万余人，血泊中的战车翻覆，尸骨遍野。最后，他登上狼居胥山，射天以祭，意在昭告天下：天可汗已至此，北疆不再遥不可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被后世誉为“汉匈生死决战”的远征虽然结局光鲜，却付出了惊人代价。出发时十四万匹战马嘶鸣，如浪潮奔赴沙海，班师途中清点，能走动的却只剩不足三万。大漠缺草，渴死饿死折损无算；风沙磨裂马蹄，毒泉腐蚀马腹；再加上昼夜奔袭的极限强行军，死亡率突破七成。对以骑兵立国的汉朝来说，这一数字绝非轻描淡写，裹挟在捷报里的，其实有难以言表的沉重。
人马损失如此惨烈，却也换来战略拐点。伊稚斜率残部远遁漠北，此后十余年再不敢大规模南下。河西走廊彻底纳入版图，敦煌、酒泉等郡治相继设立，丝绸之路得以向西铺陈。再看那些被遣到塞北的山东人，他们在烽火与牛犁交替的土地上扎下根，成了最早一批“军垦户”。当年随军赚取首级功的，几年后真真切切领到了田宅，也让中原农耕文明的边界向北推了一大截。
然而战争的阴影仍在。李广因迷路误期，自戕于军营前的帐内；赵食其被削职为民；卫青卸甲后痛失多名爱将；霍去病回师不足一年即因病骤逝，年仅二十四岁。世人只看到他“六出塞外，匈奴望风而遁”的传奇，却很少提及这位少年将军在最后一次远征里身负多处箭伤，归来时形容枯槁。假如他能多活十年，或许西域的格局又是另一番颜色。
汉武帝并非不知道这种拼命的代价。他曾感慨：天下兵马岁岁征，不得已为之。可在那个时代，若任由北方草原强敌日日出没，边民生计更无从谈起。于是才有了“输血式”迁民和倾国远征的联动。有人说武帝好大喜功，也有人说他是民族生存的赌徒，褒贬分歧，终究难有定论。
今天再看漠北战役的账本，胜负之外，最扎眼的仍是那条横亘纸面的大漠血痕：十四万战马，十万殒于黄沙；七十万迁徙者，拖家带口保塞垦荒；几位名将，有的青史留名，有的尸骨未寒。铁血背后，是王朝在生存边缘的惊险腾挪，也是民族在刀锋之上的昂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