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的南京军区，许世友刚扎完腰带准备回办公室，就瞅见贺龙和罗荣桓站在操场边——两人穿便服，没带警卫员团，连提前打招呼都没。晚上开小会，许世友刚念完日常训练计划，贺龙突然抬下巴：“明天别搞那套‘准备好的展示’，我要去基层连队，随便看看战士训练。”谁都没料到，第二天中午那半坛子开了封的绍兴酒，成了戳破“粮食紧假象”的关键。
第二天一早，三人直奔陆军师训练场。战士们队列喊得震天响，武器操作也挺规范，但贺龙眼睛尖——前排几个新兵嘴唇发白，跑步时腿明显打颤，敬礼的手都没以前稳。罗荣桓也注意到了，悄悄记下来几个连队番号。展示完，中午食堂吃饭，许世友抱来一坛酒往桌上一放，标签都磨白了。
贺龙扫了一眼坛口：“怎么只剩半坛？”许世友挠挠头，没藏着：“去年就没敢酿新酒了，这是前几年剩的存货，省着喝的。部队粮食紧，战士们训练量大，饭都不够吃，哪还有余粮酿酒？”贺龙没动那酒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：“你汇报里说‘供应基本满足’，这半坛酒就说明不对啊。”饭吃完，三人没歇着，转头就去了基层连队。
到了连队宿舍，墙角堆着几个咸菜缸，缸里的萝卜干都见底了。贺龙拉过一个班长问：“每天训练几小时？饭够吃吗？”班长先支支吾吾，后来红着眼眶说：“上午实弹下午长跑，晚上还加练半小时体能。饭就是杂粮饭，菜只有咸菜，干一上午活，下午腿都抬不起来。”
罗荣桓转身去了厨房，掀开锅盖——锅里煮的是稀稀的杂粮粥，锅边还沾着焦糊印。副班长说：“肉类只有春节发过一次，每人就几两肉。咸菜都是自己腌的，轮着来，有时候不够吃就喝白粥。”许世友站在旁边，脸涨得通红：“是我没敢全报，怕给军区丢脸，也怕影响上面的计划。”
贺龙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：“我和罗荣桓这次来，就是中央派来摸实底的。部队能扛事靠的是精神，但肚子饿了啥仗都打不了。机关的粮标得降，省出来的全补到一线连队。”当天下午，贺龙就召集军区后勤部门，当场定了“机关每人每月减2斤粮”的规定。
当天晚上，贺龙和罗荣桓坐在火车包厢里写报告，灯亮到后半夜。罗荣桓说“基层的情况比我们想的还紧，必须马上报中央”，贺龙点头“对，不能等，战士们等不起”。报告里没写半句空话，全是具体的问题：哪个连队粮少多少，哪个战士训练没力气，厨房的咸菜缸空了几个。
报告送回中央军委，一周后就收到电令：南京军区机关粮标下调10%，节余全部补给一线；全军开展副食供应专项检查；各大军区成立调研小组，每季度必须下连队蹲点；军委机关停止所有酒的供应。
许世友按令办得雷厉风行，当天就把后勤部长换成了从基层连队上来的老班长。视察结束前，他把那半坛子酒封好，贴了个标签“1961年南京军区存货”，递给贺龙：“这酒我留着也没心思喝，您带走吧，等情况好转了再喝。”
1965年，贺龙在成都新家请客，许世友特意赶过来。刚坐下，贺龙从屋里取出一个坛子——就是当年那半坛绍兴酒。“来，尝尝这个，四年前南京的存货，现在情况好转了，该喝了。”贺龙倒了两杯，许世友端起来一口闷了：“等这酒等了四年，终于等到部队日子好起来了。”贺龙笑了笑：“这酒的值，就是基层战士能吃饱饭、能扛住训练。”
这事后来在军里传开，没人再敢“报喜不报忧”。其实贺龙这招挺绝——不看厚厚的汇报材料，就看半坛子酒（酒没新酿=粮紧），看战士的脸色（发白=没吃饱），看厨房的锅（焦糊=粮少）。罗荣桓更直接，蹲在厨房跟炊事员唠嗑，啥都问出来了。
那时候不少单位都藏着掖着，怕说困难挨批评，贺龙和罗荣桓这一查，把“调研要实”的规矩立起来了。后来全军跟着学，调研再也不是“提前打招呼、看准备好的点”，而是“说走就走、蹲在基层吃睡”。为啥？因为大家都明白，部队能不能扛事，不是看上面点头，是看战士能不能吃饱饭、能不能跑赢训练、能不能打胜仗。那半坛子酒，其实就是个“信号弹”，戳破了所有假象，也让全军的调研风气变了样。
参考资料：《贺龙传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