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春节档的票房厮杀正酣，此前被无数观众与行业媒体视作“档期王炸”的历史战争大片《澎湖海战》，却全程悄无声息。没有定档官宣，没有宣发物料，甚至连片方都全程缄默，与半年前借着台湾光复80周年节点放出先导预告时的万众瞩目，形成了反差。
最核心的叙事死局：施琅的历史定位，英雄还是贰臣？
三百年来，施琅的历史评价，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横跳，这也是整部影片无法回避的根基性争议。
在传统儒家忠君史观中，施琅是不折不扣的“大节有亏”的贰臣。他一生两度降清、两度叛明：早年随郑芝龙降清，后又反清投奔郑成功，成为郑家军的核心水师将领；后因与郑成功爆发权力冲突，父兄子弟尽数被诛杀，就此与明郑政权决裂，再度降清，最终以清朝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，率军覆灭了盘踞台湾的明郑政权。
这样反复横跳的人生轨迹，即便在其效忠的清廷眼中，也难称忠臣。乾隆年间官修《贰臣传》，明确将施琅列入乙编，与洪承畴、祖大寿等明末降臣并列，且位次更靠后——清廷官方的定论里，他的平台之功，终究抵不过“事二主”的忠君伦理污点。
而在当代叙事中，为了契合国家统一的历史主线，施琅的形象被重新定义为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”。这一定性的转换，直接引发了史学界与民间舆论持续数十年的撕裂。支持方认为，评价历史人物应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维度，施琅平台结束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，将台湾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，奠定了此后两百余年台湾与大陆的行政统属关系，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；反对方则认为，施琅的平台之举，核心驱动力是报家仇、立军功，是为满清王朝效力的个人选择，不能用当代的统一叙事，掩盖其“贰臣”的本质，更不能无视其历史行为的私人动机。
更棘手的是，史料中明确记载的施琅个人污点，让影片的人物塑造彻底陷入了“拍也不是，不拍也不是”的死局。施琅率军入台后，凭借权势在台湾南北圈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已开垦良田，史称“施侯租田园”，施家世代收取地租，特权延续两百余年，直到日据时期才终结；此外，他还主导颁布了严苛的“渡台禁令”，禁止大陆民众携家眷赴台，禁止粤东客家人入台，客观上阻碍了两岸民间交流与台湾的早期开发。
这些无法回避的历史细节，让影片的创作寸步难行：若全盘还原施琅的复杂性，其“统一英雄”的核心叙事就会被严重消解，不符合重大题材的价值导向；若刻意回避污点、强行塑造“伟光正”形象，又会陷入“篡改历史”的舆论漩涡，必然遭到史学界与历史爱好者的集体质疑。而春节档作为全民关注度最高的舆论场，任何一点人物塑造的瑕疵，都会被无限放大，引发全网的撕裂与争议，这是片方与相关部门绝不愿看到的。
更敏感的叙事悖论：明郑政权，是反清正统还是割据势力？
如果说施琅的定位争议是创作的根基难题，那明郑政权的历史定性，就是影片触碰不得的舆论红线，也是其不敢贸然登陆春节档的核心原因。
这一争议的核心，在于它直接触碰了两岸共同认可的历史共识——郑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。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，是两岸史学界公认的、毫无争议的民族英雄，而明郑政权，正是郑成功亲手建立的。1662年郑成功去世后，其子郑经、其孙郑克塽先后执掌明郑政权，始终沿用南明永历年号，以“反清复明”为旗号，割据台湾与澎湖列岛，与清朝隔海对峙长达22年。
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闭环的叙事悖论：如果将1683年的澎湖海战定义为“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战”，那么作为战争对手的明郑政权，就必须被定义为“抗拒统一的割据分裂势力”。可明郑政权的缔造者，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，如何解释一个民族英雄建立的政权，最终沦为了“分裂势力”？如何区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，与明郑后期政权的割据属性？这个叙事逻辑的鸿沟，至今没有公认的标准答案。
更敏感的是，明郑政权的历史叙事，直接牵扯到当下的两岸舆论生态。在台湾地区，明郑政权长期被绿营势力刻意包装成“汉人政权在台湾的开端”，成为其炮制“台独”历史叙事的核心素材；而在大陆的历史叙事中，明郑政权始终是中国地方政权的一部分，澎湖海战是中国内政范畴的统一之战。
影片一旦上映，其对明郑政权的定性，必然会被两岸舆论无限放大：若将明郑政权完全塑造成抗拒统一的反派，不仅会冒犯郑成功的民族英雄形象，消解其收复台湾的历史意义，还会被绿营势力借题发挥，炒作“大陆用历史叙事为武统造势”，给本就敏感的两岸关系增添不必要的变数；若客观呈现其“反清复明”的历史背景，又会彻底消解澎湖海战作为“统一之战”的正义性，违背影片的核心创作初衷。
这种左右为难的叙事困境，是普通商业片从未遭遇的。对于春节档这个需要全民共情、规避争议的档期而言，这样一部自带两岸舆论风险的影片，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上映的舆论基础。片方的全程缄默，本质上是对这种不可控舆论风险的本能回避。
历史争议撞上审查红线：重大题材的创作，容不得半分冒险
很多人忽略了，《澎湖海战》不是一部可以自由创作的商业片，而是承载着国家统一叙事使命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。这类影片的创作，不仅要符合艺术规律，更要严格契合历史观的正确性，接受比普通商业片严苛数倍的审查流程——而澎湖海战这段历史，恰恰没有一个绝对“政治正确”的叙事标准答案。
除了人物与政权定位的核心争议，影片还要面对无数细节层面的历史拷问：如何定义澎湖海战的战争性质？是明清王朝更迭的内战延续，还是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完整的统一之战？前者会消解影片的当代价值，后者则需要重新梳理整个明清易代的历史叙事；如何处理清朝的历史定位？要将清朝定义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央政权，才能赋予施琅平台的合法性，可这又会牵扯到明清易代的“华夷之辨”争议，极易被极端舆论借题发挥；如何还原施琅与郑成功的私人恩怨？过度渲染家仇，会消解统一叙事的宏大性，刻意回避，又会让人物行为失去逻辑支撑。
这些争议，不是靠后期特效打磨就能解决的，也不是靠删减镜头就能规避的。它需要影片在创作层面，给出一套既能契合当代统一叙事、又能经得起史学考据、还能全方位规避舆论风险的完整叙事逻辑。而这套逻辑，至今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