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的鸭绿江，冷得能把鼻涕冻成冰碴子。
我站在丹东这边，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帽子围巾手套全副武装，还是觉得那股冷意顺着骨头缝往里钻。江风吹过来，脸像被刀片刮过一样生疼。
江对岸，朝鲜新义州。那些新盖的高楼静静地立在灰蒙蒙的天色里，外墙刷得鲜亮，远远看着挺像那么回事。可你要是仔细瞧，就能看见那些窗户——有的黑漆漆的，什么也没有；有的糊着塑料布，风吹过的时候鼓起来又瘪下去，像一张张喘不上气的嘴。
我掏出手机，想拍张照。手刚伸出来，就冻得缩了回去。
对面那些糊着塑料布的窗户后面，住着什么样的人？
这个问题，后来我在一群朝鲜姑娘身上找到了答案。
她们在丹东的工厂里打工，二十岁上下的年纪，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我第一次注意到她们，是因为她们的穿着。
那是十二月最冷的那几天，丹东的气温掉到了零下十五度。我穿着加厚羽绒服，里面还套着保暖内衣，走路都缩着脖子。那几个朝鲜姑娘从车间里出来，上身一件单薄的工装，下身一条春秋款的裤子，脚上踩着塑料拖鞋，咯噔咯噔地在水泥地上走。
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“你们……不冷吗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其中一个姑娘回过头，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好像才反应过来我在问什么。她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不冷啊，车间有暖气。”
车间是有暖气。可那是腊月，车间再暖和，能暖和到二十度吗？她们那身打扮，放在我们这儿，就是春秋天的穿法。可她们就这么穿着，在零下十几度的室外走来走去，脸上连个鸡皮疙瘩都没有。
后来混熟了，我才知道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
她们宿舍里，每天晚上最热闹的时候，是睡觉前的那一个小时。十几个姑娘挤在洗手间门口，等着洗脸刷牙。拧开水龙头，哗啦哗啦，全是冰凉的自来水。她们就着那冰碴子一样的水，往脸上泼，往手上浇，一边洗一边说说笑笑，跟没事人一样。
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“你们……不用热水吗？”
领头的姑娘叫顺姬，来中国一年多了。她抬起头，脸上还挂着水珠，笑着说：“热水要留着喝。洗脸用凉水就行，习惯了。”
习惯了。
这三个字，后来我听她们说了无数遍。
习惯了冬天用凉水洗脸。习惯了穿拖鞋踩雪地。习惯了感冒了不吃药，扛一扛就过去。习惯了住在窗户糊着塑料布的房子里，用身体熬过那些零下二十度的夜晚。
顺姬说，她老家在朝鲜北部的一个小城，冬天比丹东冷多了。她们家的房子是国家分的，不大，窗户朝北。那扇窗户的玻璃，在她十岁那年打碎了，一直没换新的。冬天的时候，她阿妈用旧棉袄把窗户堵上，再用塑料布在外面蒙一层。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，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屋里跟屋外没什么两样。
“晚上睡觉，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炕上。”顺姬说，“被子不够厚，就穿着衣服睡。我和妹妹睡中间，阿爸阿妈睡两边，把我们夹着。还是冷，但挤在一起，就暖和一点。”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一样平常。
“那你们冬天怎么洗澡？”我问。
“不洗。”她笑了，“一个月洗一次，去公共澡堂。澡堂也不是天天开，得看日子。平时就烧点热水，兑着凉水擦一擦。”
“那要是热水不够呢？”
“那就凉水呗。”她眨眨眼，“擦完赶紧钻进被窝，抖一会儿就不抖了。”
我听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最让我惊掉下巴的，是有一次看见她们洗头。
那天晚上我去她们宿舍送东西，一推门，看见三个姑娘光着膀子站在洗手池前面，把头埋在池子里，哗啦哗啦往头上浇凉水。洗发水的泡沫顺着脖子往下淌，她们冻得肩膀都在抖，可嘴里还在说说笑笑，互相泼水玩。
“你们疯了？”我站在门口，声音都变了调，“这么冷的天，用凉水洗头？”
顺姬抬起头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笑着说：“热水不够嘛。我们三个人，热水就一壶，留着喝呢。”
“那也不能用凉水啊！会生病的！”
“不会的。”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又开始搓头发，“我们从小就这样，习惯了。身体自己会想办法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”
我站在那儿，看着她把满头的泡沫冲干净，用毛巾胡乱擦两把，然后披着湿漉漉的头发，踩着拖鞋，咯噔咯噔地走回屋里。
她打了个喷嚏。
我问：“感冒了？”
她揉了揉鼻子，笑着说：“没有，就是鼻子痒。”
第二天，她照常去上班，照常用凉水洗脸，照常穿着拖鞋走来走去。那个喷嚏，好像从来没打过一样。
后来我问她：“你们是不是从来不生病？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也生病。但小病不去医院，扛一扛就好了。发烧了就用凉毛巾敷额头，睡一觉，第二天就好了。”
“不用吃药？”
“药贵。”她低下头，“来中国之前，我都没吃过几次药。生病了就是扛，扛不过去再说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有一次，我问她：“你想家吗？”
她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：“想。”
“想什么？”
“想我阿妈。”她低着头，声音轻轻的，“想家里的炕。虽然冷，可是一家人挤在一起，就不冷了。”
“那你觉得这边好，还是家里好？”
她抬起头，望着窗外。窗外是丹东的夜景，灯火通明，霓虹灯一闪一闪的。她看了很久，才慢慢开口：
“这边好。这边有暖气，有热水，有吃得饱的饭。可是……”
她没说完。
可是什么？
可是这边的暖气再暖，也不是家里的炕。这边的热水再多，也没有阿妈烧的那一壶。
后来我想，也许对她们来说，“习惯”这两个字，不只是习惯。
那是她们活下去的方式。
窗户没有玻璃，就习惯用塑料布。冬天太冷，就习惯挤在一起睡。没有热水，就习惯用凉水。生病了没药吃，就习惯硬扛。这些事放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件都苦得受不了。可对她们来说，这就是日子，这就是活法。
不是不苦，是苦惯了。
不是不冷，是冻惯了。
不是不想哭，是哭也没用。
顺姬回国之前，我去送她。她拎着一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给家里人买的东西。我问她买了什么，她一样一样拿给我看：几件旧衣服，一包糖果，两双棉鞋，还有一块玻璃。
“玻璃？”我看着那块用旧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。
“给我阿妈买的。”她笑了，“家里的窗户，终于能换上了。”
那个笑容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窗外的风还在刮，零下十几度的天，她穿着那件单薄的外套，踩着那双塑料拖鞋，拎着那块玻璃，一步一步走向车站。
她回头冲我挥了挥手，然后消失在人群里。
我站在那儿，站了很久。
后来每次冬天洗热水澡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她。想起她用凉水洗头的那个晚上，想起她说“习惯了”时脸上的笑，想起她拎着那块玻璃走进人群的背影。
一江之隔，两种冬天。
我们在暖气房里抱怨天冷，她们在没有玻璃的屋子里挤在一起取暖。我们用热水冲走一身疲惫，她们用凉水洗去一天的灰尘。我们把感冒当大事，她们扛一扛就过去。
可她们不觉得自己苦。
至少，她们不让我们看出来她们苦。
顺姬说，在朝鲜的时候，大家都这样。习惯了，就不觉得有什么。
可我想，如果从来没看见过另一种活法，也许真的就不觉得有什么。
但她们看见了。
她们看见了丹东的暖气，看见了热水器里流不完的热水，看见了商店里摆得满满当当的棉衣棉鞋。她们看见了另一种冬天，一种不需要用身体去硬扛的冬天。
然后，她们还是要回去。
回去那个窗户糊着塑料布的家，回去那个只能用凉水洗脸的日子，回去那个生病了只能硬扛的地方。
就像顺姬说的：看见了，就回不去了。
可回不去，也得回。
这就是她们的命。
鸭绿江还在那儿流着，冬天还在那儿冷着。一江之隔的两边，各有各的活法。
我们这边，活法叫生活。
她们那边，活法叫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