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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总理默茨尚未启程赴华，一份极具分量的评估报告便已抢先面世。2月20日，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精准卡位，在默茨专机计划起飞前四十八小时，正式对外发布一份立场鲜明、措辞审慎却锋芒毕露的政策备忘录，其核心论断直指要害：中国加速崛起所引发的产业竞争态势，已超越常规经贸范畴，演变为波及德国经济安全根基的“系统性挑战”。而就在该文件公布仅四天之后，默茨将率团登上飞往北京的航班，开启其上任以来首次对华高层访问。
默茨于去年5月正式接掌德国联邦政府，此次访华是他履新后首度踏足亚洲，随行阵容堪称德国工业实力的浓缩版图——大众汽车、空中客车、西门子、博世、巴斯夫等逾30家制造业领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会主席，悉数登机同行，共同组成一支高规格经贸使团。
整个行程节奏高度紧凑，全程仅在北京与杭州两座城市停留两天三晚，涵盖高层政治对话、双边机制磋商、重点园区实地调研及重点企业闭门座谈等多项议程，日程表精确到分钟，几乎无任何缓冲余地。
默茨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，此行核心目标是推动德中关系迈向更高层级的“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”。出发前夕，他更主动向华盛顿释放明确信号，敦促美方正视欧洲的战略自主权，切勿将欧盟视为地缘博弈中的附庸对象。然而，德国工商界内部的基调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，整体情绪趋于审慎乃至忧心忡忡。
作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对亚太事务专业组织之一，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素来在政商沟通中扮演关键桥梁角色。此次特意选择在默茨启程前夜发布报告，将“产业补贴机制”“技术出口管制升级”“结构性竞争压力”等高度敏感议题集中呈现，并明确提出倡议：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强化政策协同，加快构建统一、稳健且具操作性的对华战略框架。
这一幕折射出深刻的内在张力：同乘一架专机的企业领袖们，多数在中国拥有完整生产基地、成熟分销网络与持续增长的终端市场，扩张意愿依然强烈；而他们所属的行业联合体，却以权威口吻警示“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上升”。整架飞机仿佛成为德国对华认知分裂的微缩剧场，每位乘客都带着不同权重的期待、顾虑与计算。
若要深入把握欧洲国家对华政策的多重逻辑，立陶宛无疑是一扇不可绕过的观察窗口。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主权国家，人口不足280万，国土面积约为6.5万平方公里，在欧盟27国中经济体量长期处于末端梯队。
但正是这样一个体量有限的小国，曾在几年前做出一项令中方难以接受的关键决定——单方面允许台湾地区以所谓“台湾”名义设立非官方代表机构。
此举直接触发中方一系列反制措施：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，立陶宛对华出口通道迅速收窄，本土企业供应链运转严重受阻，部分行业陷入经营停滞状态。
权威统计数据显示，中立关系降级后，立陶宛对华出口额骤降逾50%，其传统优势品类如优质木材、乳清蛋白粉等出口近乎归零，连带重创克莱佩达港——这座波罗的海重要深水枢纽因中欧班列线路主动绕行，年度集装箱吞吐量锐减近四成。
彼时台当局曾向立陶宛许诺高达25亿欧元的投资承诺、5座半导体制造基地落地计划及多项技术转移支持，最终仅兑现约1000万欧元的技术孵化基金，其余承诺全部搁浅，相关产业园区项目亦宣告终止。
今年2月初，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罕见作出反思性表态，坦承此前涉台决策存在根本性误判，并用“迎面撞上高速列车”这一具象比喻，形容该举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。
然而，承认失误不仅考验政治勇气，更依赖国内权力结构的共识支撑。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总理发言数小时后，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即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截然相反的回应。
瑙塞达措辞坚定，强调“立陶宛绝不会在任何外部压力下屈服”，主张维持与大陆及台湾地区“双轨并行”的交往模式，并要求中方率先展现修复关系的实质诚意。
同一行政体系内，总理与总统就对华方针释放出完全相悖的信息，政策方向陷入明显断层——前者寻求务实转圜，后者坚持原则底线，立陶宛的对外战略因此陷入自我消解式的内部撕裂。
这种困境并非孤例，而是诸多欧洲中小成员国在全球格局深度重构背景下的典型缩影：既渴望维系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订单、投资与技术合作红利，又不愿轻易放弃手中有限的地缘政治筹码；既意识到与中国关系持续恶化将加剧自身经济脆弱性，又受限于国内舆论惯性、盟友压力与历史路径依赖，难以迈出实质性缓和步伐，最终困于战略模糊的夹缝之中。
就在默茨正式公布访华行程的同日，跨大西洋另一端传来重磅司法裁决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“对等关税”行政命令违反宪法授权，属总统越权行为，予以撤销。
这项判决对欧洲而言，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与心理提振作用——它表明，面对单边主义施压，依托法治体系进行制度性反制，比被动妥协更具可持续性；健全的宪政架构本身，就是抵御任意性权力扩张的坚实屏障。
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判断更为直白，他近期多次在国际场合指出，“欧洲正站在历史存续的关键节点”。紧随其后，英国首相苏纳克、德国总理默茨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主要欧洲领导人相继宣布访华安排，一场覆盖多国首脑的“欧洲向东看”外交行动已然成型。
这一集体性外交动向本身即构成清晰的政治隐喻：当美式政策逻辑日益呈现高度不确定性与反复性时，中国作为稳定合作伙伴的价值权重自然同步提升。
但通往深化合作的道路远非坦途。默茨当前面临一道极具现实难度的战略抉择：是进一步拓展对华务实合作，通过经贸纽带缓解国内产业压力、激活增长动能；还是回归欧盟主流叙事，与法、荷等国保持步调一致，在科技、投资、供应链等领域强化对华风险管控与规则约束。
尤为棘手的是，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那份措辞严谨的风险评估报告仍置于案头，立陶宛因战略误判导致经济重创的案例历历在目。尽管美国本轮关税攻势已被司法程序暂时叫停，但下一轮政策工具何时启用、将以何种形态出现，仍是悬而未决的重大变量。
默茨的政治考量其实脉络清晰。2025年德国将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，默茨领导的基民盟/基社盟联盟在选战中胜出，并于当年5月完成组阁。对于一位刚刚完成权力交接的新任总理而言，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外交成果，无疑是夯实执政合法性、凝聚国内共识最高效的方式之一。
因此，他采取了一种高难度的双向沟通策略：既向华盛顿明确传递“欧洲须掌握自身命运”的主权宣言，呼吁美方尊重欧盟战略自主空间；又向北京释放积极信号，提出共建“互信、互利、互惠”的战略协作新范式。
此类平衡术对政治技艺提出极高要求——稍有不慎，便可能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：既未能赢得美方信任，又错失与中国达成实质性合作的历史窗口。
相较默茨的宏观运筹，德国工商界面临的现实压力更为具体而迫切。德企在华累计投资已超千亿美元，超七成头部制造商在中国建有本地化研发与制造中心，供应链嵌入深度已达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共生状态。一旦双边关系发生剧烈波动，其资产价值、订单稳定性与技术迭代节奏都将遭受连锁冲击。
与此同时，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维度正持续拓宽：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到动力电池系统集成，从光伏组件效率跃升到智能网联解决方案输出，德国企业在多个传统优势赛道正遭遇系统性追赶甚至局部超越，既有技术代差正被快速弥合。
这种矛盾具有深层结构性特征，短期内难以调和：德国企业既离不开中国市场的规模支撑与创新生态滋养，又对本国产业主导权可能被稀释保持高度警觉。
德国政府亟需借力中国市场提振国内经济、稳定就业基本面，但又必须回应来自布鲁塞尔及华盛顿的协调压力，难以在对华政策上采取过于独立的姿态。
默茨率领这支由三十多家龙头企业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飞向东方，机舱内每一张面孔背后，都对应着不同的利益坐标与风险预期——有人聚焦新工厂落地、有人评估技术合作可行性、有人则紧盯政策风向变化与合规边界红线。
默茨的专机已经腾空而起，但真正的考验才拉开帷幕。此刻的欧洲，正伫立于前所未有的战略十字路口：向左，是延续数十年的大西洋同盟体系，那里有熟悉的价值观纽带与安全庇护，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、政策连续性减弱、对欧承诺可信度下降，已成不争事实；
向右，是中国引领的新兴合作空间，那里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、最具活力的数字消费市场与最富潜力的绿色转型伙伴，但也伴随着高强度产业竞合、规则适配成本上升以及欧盟内部日益固化的“去风险化”话语压力。
立陶宛的实践教训已然昭示：中小国家在大国战略对峙中容错空间极为有限，一次关键性误判可能引发长期性发展代价。
而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的警示同样发人深省：即便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，德国也无法回避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真实竞争压力，对所谓“系统性挑战”的忽视，终将付出沉重代价。
默茨此次访华，究竟能为中国市场准入、技术标准互认、绿色基建合作等关键议题争取到多少实质性进展？他又愿在数据治理、市场开放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敏感领域作出何种程度的政策让渡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有待其专机平稳降落首都国际机场、完成全部既定议程后方能揭晓。
但可以确信的是，无论此行签署多少合作协议、达成多少联合声明，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迎接默茨归来的，必将是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、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面孔。
一面是深耕中国市场多年、视对华合作为生存刚需的工商力量；另一面则是秉持审慎原则、主张强化规则约束与风险防范的行业协会及部分政策圈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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