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年，你要问洛阳啥变化最明显？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洛阳人，最大的感受就是：满大街都是穿汉服的人。
起初只是在洛邑古城里，三三两两的年轻人穿着汉服拍照；后来范围扩大到丽景门、应天门；再后来，大街小巷、地铁公交，到处都能看到。有小姑娘穿着齐胸襦裙等公交，有情侣穿着明制袄裙逛超市，走在洛阳街头，没人围观，没人指指点点，就像穿牛仔裤一样自然。
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觉得新鲜，看多了就成了日常。汉服从“标新立异”变成了外地人到洛阳必走的“流程”，洛阳人早已熟视无睹。
然而近期看到网上那场“汉服之争”，特别是孔庆东和郭松民的极端言论，第一反应还是愣住了：至于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手里握着剪刀，满大街找穿奇装异服的人？
先看孔庆东，这位北大教授直接骂穿汉服的人是“皇汉杂种”，说汉服“根本不存在”，是臆造的“戏服”。他甚至给汉服运动扣上“汉独”“法西斯”的政治帽子，认为这是“分裂”行为。
再看郭松民，更绝。他针对广州白云机场工作人员穿汉服迎春运一事，直接抛出“穿汉服违反宪法”的论调。他说什么？一是“文明不搭”——汉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，航空业是工业文明的结晶，穿在一起不伦不类；二是“政治不搭”——“我们不是一个汉族国家，广州也不是汉族自治区”。按照这个逻辑，汉族穿自己的传统服饰在公共场合出现，就是“莫名其妙”，甚至可能破坏“大团结”。
看完这些言论，说实话，吃惊吗？也谈不上。让人奇怪的是，作为大学者、知名评论家，看问题怎么会如此极端？
说白了，他们心里藏着一把剪刀。
这把剪刀，当年剪过喇叭裤，剪过长头发，剪过一切“不顺眼”的东西。今天，他们又想把剪刀伸向汉服。天天抱着阶级斗争的思维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老百姓穿什么衣服，这是很要命的事。
在孔、郭的世界观里，任何事情都要贴上政治标签，任何现象都要用斗争的眼光去审视。郭松民说“服装是有政治的”，所以白云机场穿汉服是“不妥”的。这跟那个动员人上街、发现喇叭裤就剪的时代，有什么区别？只不过当年是真剪刀，现在是语言和舆论的剪刀。
更可笑的是双标。按郭松民的逻辑，少数民族同胞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上街，要不要先请示一下？藏族同胞穿藏袍、蒙古族穿蒙古袍的时候，咋没见郭先生让他们“超越传统性”？在他们看来，少数民族穿传统服饰是“文化保护”，汉族穿传统服饰就是“开历史倒车”。这种逻辑，恰恰是阶级斗争思维在作祟——把汉族文化视为需要“改造”的“落后”对象，把其他民族文化视为需要“保护”的“弱势”对象。
这就好比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，嘴里念叨的永远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理由是“从前孩子出生体重九斤，现在只有七斤”。汉服爱好者们招谁惹谁了？无非是穿件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表达一下对自己文化的喜欢，凭什么要被骂成“杂种”“人渣”？凭什么要被扣上“分裂国家”的帽子？
九斤老太惹人讨厌，不是因为年纪大，而是因为她永远在用过去的尺子丈量今天的生活。孔庆东、郭松民们也是一样——他们活在一个早已消失的历史逻辑里，偶尔走出来，全世界他们都看不惯。看不惯就罢了，还要举起剪刀，把看不惯的都剪掉。这样的人，不惹人讨厌才怪。
难怪现在很多人对所谓的“专家学者”冷嘲热讽。如果有孔庆东、郭松民这样的“专家”，那老百姓讽刺他们一点儿都不冤。一个永远拿着剪刀、随时准备剪别人的人，不“走下神坛”，谁走下神坛？
当然，汉服运动不是完美的，爱好者群体里可能有极端言论，这可以讨论、可以批评。但讨论问题得讲基本逻辑，批评别人得用正常语言。开口闭口“杂种”“畜牲”，这是一个北大教授该有的素质吗？
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，这几年靠汉服出了圈。为什么年轻人愿意来洛阳穿汉服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诉求，就是因为好看，就是因为在这座城市穿汉服没人觉得你是怪物。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，不是靠剪刀能剪掉的，也不是靠骂人能骂没的。
作为一个洛阳人，我想对孔庆东、郭松民们说一句：放下你们心中那把剪刀吧。
我们社会已经进步了，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轻人穿个喇叭裤，就要动员人拿着剪刀满大街追着剪的时代了。今天的人们穿汉服、穿洛丽塔、穿JK制服，喜欢什么穿什么，这是社会多元包容的体现，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
年轻人穿汉服，天塌不下来。真正该担心的，不是汉服会不会“分裂国家”，而是一张嘴就骂人、一出手就是剪刀的“专家”，会不会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，活成一个惹人讨厌的九斤老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