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春天来得格外迟，南京城的梧桐树刚抽出新芽，就被连绵的雨打得垂头丧气。天刚蒙蒙亮，城南的雨花台刑场已经拉起警戒线，穿着黄呢军服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枪口在晨雾中泛着冷光。
一辆黑色囚车碾过湿滑的石板路，缓缓停在刑场入口。两个士兵从车上抬下一副简陋的担架，上面的人盖着薄被，被子下露出的手腕细得像枯枝。晨风吹开被角一角，能看到一张蜡黄的脸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，只有微微起伏的胸口证明他还活着。
他叫沈慎之，三个月前还能在讲台上挥斥方遒，此刻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“慢些。”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。
跟在担架后面的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，头发一丝不苟地绾在脑后。她伸手替他掖了掖被角，动作轻柔得像在照顾熟睡的婴儿。她的手在抖，但脸上没有泪痕。
士兵们对视一眼，眼神复杂。他们见过太多在刑场哭嚎求饶的人，却没见过这样平静的。
刑场中央已经挖好了两个土坑，新鲜的泥土堆在坑边，散发着潮湿的腥气。担架放在其中一个坑旁，士兵退开几步。女人蹲下身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白手帕，仔细擦去丈夫额头的虚汗。
“到了？”沈慎之睁开眼，声音细若游丝。
“到了。”女人握着他的手，“你看，山茶花开了。”
确实，刑场围墙边有棵野山茶，红艳艳的花开得不管不顾。
沈慎之吃力地侧过头，看了半晌，忽然笑了：“像咱们结婚那天，你簪的那朵。”
那是1937年的春天，上海沦陷前最后的安宁。他们在租界的小教堂结婚，新娘发间簪着鲜红的山茶。宾客不多，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证婚人念着誓词，窗外却传来日军演习的炮声。有人紧张地看向窗外，新郎却握紧新娘的手，低声说：“别怕，这个国家需要我们。”
后来他们真的没有怕过。从上海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重庆，沈慎之在报纸上写下一篇篇檄文，妻子周静秋就在油灯下帮他刻钢板、印传单。防空洞里躲轰炸时，她总是把最后一小块干粮塞进他包里；他被特务跟踪，她就故意绕路引开眼线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两人分吃一个烧饼，他总说“我饱了”，她总说“我刚吃过”。
抗战胜利那年，很多人都以为天亮了。他们回到南京，沈慎之在中央大学教书，周静秋在女子中学任职。书斋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，学生们喜欢围坐在沈家狭小的客厅里，听先生讲民主、讲自由、讲这个国家该有的模样。
直到去年秋天，沈慎之在课堂上昏倒。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，加上长期营养不良，已经“病入膏肓”了。学生们凑钱买来盘尼西林，但黑市上的药贵得吓人，打了三针就再也买不起。他开始咳血，瘦得脱了形。
就是在病榻上，他写下了那篇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的《告全国同胞书》。文章印成传单，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南京城的主要街道。清晨买菜的主妇看见了，上学的学生看见了，拉黄包车的车夫也看见了。文章里说：“抗战胜利了，可胜利的果实被谁摘去了？前门赶走了虎，后门进来了狼……”
三天后的深夜，特务闯进了沈家。
周静秋当时正在厨房熬药，听到砸门声，她第一反应是把丈夫枕头下的手稿塞进灶膛。火苗蹿起来的时候，卧室门被踹开了。沈慎之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，白色的手帕瞬间染红。
“沈先生，请吧。”为首的特务皮笑肉不笑。
周静秋挡在床前：“他病成这样，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”
“治病。”特务说，“南京最好的医院，蒋总统亲自吩咐的。”
确实是医院，不过是监狱的医院。铁窗，铁门，穿白大褂的医生身后站着持枪的看守。药给了，针打了，但每次治疗结束，审讯就接着开始。
“文章是谁帮你散的？”
“你的同党还有谁？”
“和延安有没有联系？”
沈慎之躺在病床上，咳嗽着，却始终只有一句话：“文章是我写的，传单是我散的，要杀要剐，找我一人。”
他们开始当着他的面审周静秋。女人被绑在椅子上，鞭子抽下去，旗袍裂开血口子。沈慎之在病床上剧烈挣扎，输液瓶砸在地上，玻璃碎片混着药水溅得到处都是。
“别打她……”他嘶哑地喊，“她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周静秋抬起头，满脸是汗，却对他笑了笑：“慎之，记得结婚时我说过什么吗？”
生死与共。他们在神父面前说过的话，不是在教堂，而是在心里。
最后一次审讯，来了个大人物。穿着笔挺的中山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：“沈先生是人才，总统其实是爱才的。只要写个悔过书，登报声明和共产党划清界限，不但能活命，还能去美国治病。”
沈慎之看着窗外，正是夕阳西下，监狱高墙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
“我后悔。”他忽然说。
来人眼睛一亮。
“我只后悔写得还不够多，喊得还不够响。”沈慎之转过脸，因为消瘦而显得异常大的眼睛里有奇异的光，“这个国家病了，病得比我还重。我开不出药方，但至少能喊一声：这儿有个病人！”
来人拂袖而去。
判决来得很快：煽动叛乱，颠覆政府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消息传到病房时，沈慎之正咳得撕心裂肺。看守念完判决书，周静秋正在给他喂水。她的手顿了顿，然后继续把勺子递到他嘴边。
“烫吗？”她问，声音平静。
沈慎之摇摇头，握住她的手：“静秋，对不起……”
“有什么对不起的。”她拿毛巾擦去他嘴角的水渍，“当年结婚时我就知道，跟你沈慎之过日子，不是享福的命。”
但他们都没想到，最后的命令会那样残酷。
行刑前一天，典狱长亲自来到病房，表情古怪：“沈先生，周女士，上峰有令，明天……你们夫妻一同伏法。”
病房里安静极了，只能听到沈慎之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他病成这样，怎么个伏法？”周静秋问。
“抬上去。”典狱长移开视线，“这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。”
据说报告送到蒋介石案头时，他正在用早餐。看完报告，他放下筷子，用毛巾擦了擦手，说了七个字：“夫妻要一同伏法。”
有人说这是为了杀一儆百，有人说这是恼羞成怒，也有人说，这只是一个独裁者最习惯的思维——既要消灭肉体，也要斩断那些看不见的联结，比如爱情，比如信念，比如两个人至死相互凝望的眼神。
此刻，在雨花台的刑场上，这对夫妻迎来了最后的时刻。
周静秋扶起丈夫，让他靠在自己怀里。沈慎之很轻，轻得像一把枯柴。他努力睁大眼睛，看着妻子，嘴唇动了动。
“下辈子……”他气若游丝。
“下辈子还找你。”周静秋替他说完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落在他干枯的手背上。
执刑官看着怀表，举起手。
沈慎之忽然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挣扎着抬起手，指向围墙边那株山茶。周静秋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在鲜红的花朵后面，她看见了——几个熟悉的面孔。是他们曾经的学生，躲在远处的树丛里，每个人的眼睛都红肿着。
他们来了。他们看见了。
周静秋低头在丈夫耳边轻声说：“慎之，你看，花开了，人也来了。”
沈慎之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，然后缓缓闭上眼睛。
枪声在清晨的薄雾中响起，惊起远处树上的鸟雀。那枪声很闷，像什么东西被重重地按进了泥土里。
士兵们开始填土。铁锹扬起落下，泥土盖住了蓝布旗袍的一角，盖住了那只至死相握的手。两个土坑渐渐隆起，变成两个小小的土包。
有人匆匆而来，在执刑官耳边低语几句。执刑官皱眉：“总统问什么？”
“问他们死前说了什么。”
执刑官望向那两个新坟。晨雾正在散去，山茶花开得正艳。他想起那个女人最后说的话，想起那个男人指向山茶花的手。
“报告总统，”他最终说，“他们只说，花开了。”
是啊，花开了。春天总会来的，虽然这个春天他们再也看不见。但远处那些年轻的面孔看见了，更远处千千万万的人，终有一天也会看见。
许多年后，当有人问起那对夫妻的故事，雨花台的老人们会说：那年春天，刑场的山茶花开得特别红，特别艳，像是被什么染过似的。而每年春天，总会有不知名的人在那两个早已平掉的土坑前，放上一束新鲜的山茶花。
花开花落，岁岁年年。有些东西死了，埋在土里；有些东西活着，一直在春风中传递。就像那篇文章最后没有被烧掉的手稿，就像那些在树丛后含泪的眼睛，就像这对夫妻至死没有说出口却人人皆知的信念——
春天也许会迟到，但从不会缺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