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：伦敦的雨，香港的泪，和31张愤怒的脸
伦敦那天也在下雨。
2月9日，唐宁街10号的外交官们忙着起草一份声明。几个小时后，这份声明将发往北京，措辞严厉，要求“尊重香港的司法独立”。
与此同时，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门口，有人撑伞，有人淋雨。伞下的眼睛红肿着，是刚听完宣判的《苹果日报》前职员。淋雨的那群，举着手机，对着镜头，语速很快地讲着什么。
两座城市，同一场雨。一个是判决发生的地方，一个是指手画脚的地方。
黎智英被判了20年。罪名：勾结外国势力，危害国家安全。
消息传开，31个国家和组织像被触动了什么开关，接连发声。美国说“不可接受”，英国说“深感遗憾”，欧盟说“严重关切”，日本说“极为失望”。措辞不同，调门一致——都站在法庭的对立面。
但有一个细节，他们的声明里都没有提：
庭审持续了150多天，被告人权利全程保障，部分罪名当庭认罪，判决书数百页，程序公开透明。
他们也没提另一个细节：
1961年，同一个英国，以叛国罪判处乔治·布莱克42年监禁。罪名是——为苏联提供情报。当时没有人质疑程序，没有人谴责判决，没有人呼吁“释放政治犯”。
为什么？
因为那是英国的法庭，英国的罪犯，英国的利益。
今天的逻辑其实一模一样。只是法庭换成了香港，罪犯换成了黎智英，利益换成了中国的国家安全。
区别只在于，当年布莱克被判42年，没人觉得重；今天黎智英被判20年，西方集体跳脚。
这不是司法标准的差异，这是政治站位的表演。
黎智英做了什么？
公开呼吁外国制裁香港。资助游说团体在华盛顿活动。利用旗下媒体煽动街头暴力。这些行为，不是法庭编造的，是他自己做过、说过、承认过的。
放在任何主权国家，这都是重罪。放在美国，是《洛根法案》的打击对象；放在英国，是《官方保密法》的适用范畴；放在法国，是《刑法典》第411条的明确规定。
但放在香港，就变成了“政治迫害”。
双重标准，从不新鲜。新鲜的是，他们连装都不装了。
法庭外那些哭声，几分真，几分演？
那些曾经追随黎智英的人，面对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，恐惧是真的。但这场哭声的另一面，也是一场表演——演给远方的“观众”看，期待他们能伸手拉一把。
他们或许忘了，棋子的命运从来不由自己决定。国际政治的舞台上，没有人为一枚用过的棋子流泪。
香港国安法实施四年多了。
四年多前，香港街头是什么样子？燃烧瓶、砖块、瘫痪的交通、惊恐的市民。商铺被砸，路人被打，不同政见的人不敢说话。
现在呢？秩序恢复了，地铁准时了，商铺开门了，游客回来了。这些变化，不是谁吹出来的，是香港市民一天天过出来的。
就在黎智英案宣判前几个月，香港举行了区议会选举。150多万人投票，选出自己信任的人。他们用脚和手，告诉世界什么叫“真正的民意”。
西方的跳脚，法庭外的哭声，31份外交声明——这些声音很大，但再大也盖不住一个朴素的事实：
日子是自己的。谁让日子过得安稳，谁就是对的。
黎智英案宣判那天，有记者在法庭外拦住一个路过的阿婆，问她怎么看。
阿婆摆摆手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孙子今天放学没人堵路了，挺好。”
这句话，比31份外交声明都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