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北京城的风从西山缓缓吹来，城里已经挂起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的彩旗。许多老北平人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关键年份里，有一位从黄埔军校走出的旧军政人物，正悄悄完成自己人生轨迹中最惊险的一次转折。他的名字，叫李济深。
对于很多亲历旧时代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黄埔军校副校长、国民革命军将领、福建事变政权的主要负责人，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，很难与后来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”的位置联系在一块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样一个经历曲折的人物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
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礼炮齐鸣时，站在毛泽东身侧的副主席当中，就有李济深。远在国外和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听到消息后，惊讶地追问：“他是怎么从香港脱身的？又怎么走到了这一步？”他们想不通，许多普通民众起初也有疑惑。
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并不简单。
一、从黄埔将领到香港“弃子”
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。战火刚刚熄灭，全国百废待兴，社会上期盼和平的人不在少数。蒋介石却执意推行内战路线，将矛头对准中共和各地进步力量。不得不说，这一选择，直接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李济深便是其中之一。
李济深早年追随孙中山，参与北伐，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、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，算得上是国民党内资历颇深的元老级人物。抗战时期，他一度希望国共合作真能坚持下去。可当内战阴云重新笼罩中国上空时，他越来越看不惯蒋介石的做法。
1946年到1947年间，蒋介石集结重兵，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。李济深愈发忧虑，他写下万言书，上陈时局利害，明确劝阻内战升级，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蒋介石对这类逆耳忠言一向不耐烦，根本没有采纳。
面对局势恶化，1947年，李济深带着家人迁居香港。他一到香港，就公开发表《对时局的意见》，话语直接：“每一个对国家富有责任感的人，都应该勇敢站出来改正反动派的错误政策。”这番话，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看来，无异于当场“倒向对立面”。
蒋介石勃然大怒，很快以“叛党”为由将李济深开除出国民党。一个昔日高层将领，顷刻间成了“弃子”。这种急剧反差，让不少观察者意识到，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已经难以修补。
在香港这座当时仍由英方管辖的城市，各路政治人物云集。李济深没有选择沉默，他开始组织、联络志同道合者。在他的寓所里，何香凝、蔡廷锴等人频频往来，大家商议组建新的民主政治力量。
1948年初，在多方努力之下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。宋庆龄出任名誉主席，李济深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。这个新组织公开响应中共提出的新政协倡议，反对内战，主张民主、和平、团结。这一步走出之后，李济深与革命阵营之间的距离，明显近了一大截。
同年5月，毛泽东托潘汉年捎信给李济深。亲笔信中提出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已经“十分必要”，时机已经成熟，欢迎各方民主力量携手合作。收到信后，李济深颇为欣慰，他逐一联系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，转达信件内容。多方讨论过后，普遍认为，这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。
然而，政治立场的接近并不意味着人身安全的无忧。随着内战进程对国民党愈发不利，蒋介石一方对潜在“倒戈者”的监视愈发严密。尤其是李济深这种在国民党内曾有一定威望、又公开反蒋的人物，其一举一动都被盯得很紧。
此时的中共中央，希望他能北上解放区，参与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。李济深却有自己的顾虑。他认为，自己留在香港，对争取国民党内部和军队中的旧部、友人，或许更有作用。双方来回沟通多次，态度都是真诚的。但香港的形势越来越紧，他终究得做出抉择。
二、货轮上的“同舟共济”
1948年冬天，周恩来通过何香凝与李济深再次取得联系，提出一个更为周密、也更为冒险的离港方案。这个方案的重点，是利用商船掩护，在节日人流掩映下悄然离开。
计划是这样安排的：租用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，趁圣诞节假期人多眼杂之机，让李济深等人伪装成普通旅客，从维多利亚港悄然登船。为了减少目标暴露，他必须在行动当天之前保持正常社交往来，甚至要故意与特务头目约定会面时间，制造“仍在香港”的假象。
1948年12月26日晚，香港街头灯火辉煌，节日气氛浓烈。就在大多数人沉浸于热闹之中时，一艘货轮悄然停靠在维多利亚港。几名看似普通的乘客匆匆登船，没有多作停留，径直走向舱内。领头的男人中等身材，神情沉稳，步伐坚定，这人便是李济深。
按照事先安排，他一上船便进入船长舱室暂避。岸上的潘汉年、夏衍等人，则在宾馆中等待暗号。第二天，他们收到密电：“船已起航，货在船长房间，英小姐没来送别。”短短几句话，却意味着最关键的一步已经成功跨出。
为了彻底迷惑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，李济深早已在25日之前，约了特务头子王翠微夫妇于27日到家中吃饭。按常理推断，一个准备外逃的人，一般不会在两天后还约对方上门。这一招安排得颇为老辣，既显得若无其事，又拉低了对方的警觉。
27日，王翠微夫妇如期抵达李宅，却只见到舒宗鎏、叶少华、吕方子等老友，主人却迟迟不露面。客厅里不时传来解释声：“李先生去看牙了，可能耽搁了。”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，从下午等到傍晚，仍不见人影。无奈之下，主人家劝客人先用餐。直到晚上八点多，王翠微带着满腹狐疑离开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等了大半天的人，其实早在前一晚已经“人随船走”，向北而去。
这次行动中，并非只有李济深一人。柳亚子、茅盾、马寅初等人，也同船北上。有人换上长袍，装作南方商人；有人西装革履，扮成出海洽谈生意的绅士。倘若遇到盘问，大家都准备了“身世”，对答自如。试想一下，在那样的大背景下，这一船人如果被识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然而运气站在了他们这边。虽说远洋货轮条件远不如客轮舒适，船舱里略显拥挤，生活便利有限，遇上风浪时晕船的人更是苦不堪言，但整体气氛却出乎意料的轻松。大家都明白，这一程，不止是换个地方居住，而是在人生道路上转了一个大弯，往后的选择和责任都会完全不同。
1949年元旦这天，货轮还在海上。船舱里却热闹起来，大家拿出事先准备的罐头、点心，与其他旅客分享。有人说起自己早年的经历，有人谈对未来局势的判断。“这趟路走得值不值？”有人半开玩笑地问。旁边的人笑着应和：“总要有人试一试。”
茅盾提议，让李济深写几句题词，为这趟特殊的同行留个念想。李济深提笔写下：“同舟共济，一心一意，为了一件大事！”短短十几个字，把在场人的心情勾连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这句题字后来再看，颇有象征意味。
1月7日，货轮抵达大连。冬日的海风刺骨，却挡不住迎接的人群。按周恩来安排，李富春等人提前准备了厚大衣、帽子等御寒衣物，生怕这批刚离海的“贵客”受冻。短暂停留之后，一行人继续北上。
10日，他们到达沈阳，见到了董必武、叶剑英、彭真等领导。亲眼看到解放区的秩序、民众精神面貌，以及干部的工作状态，很多人心中原有的一些疑虑慢慢消退。22日，李济深、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公开声明，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共同推进中国人民民主革命，期盼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和平、幸福的新中国。
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只是香港的“政坛异议者”，而是公开站到新政权一边的民主人士。
三、副主席人选引发的争议
1949年秋天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。毛泽东多次致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，希望加强合作，商讨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。李济深对这些函件态度积极，多次表态支持，参与协商。
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。来自共产党、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共六百余人齐聚一堂。这次会议，不止要讨论新中国的根本制度与政治架构，还要选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选。可以说，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隐藏着复杂的政治考虑。
当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单时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、张澜、高岗、李济深六个名字依次出现。朱德、刘少奇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；宋庆龄的地位与影响，无须赘述；张澜代表民主同盟；高岗则来自东北解放区。在当时多数人看来，这些人选顺理成章。
真正让现场一片骚动的，是“李济深”三个字。
据在场者回忆，名单读完后，会场内小声议论此起彼伏，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：“民主人士就当上副主席了？”也有人直接表达疑问：李济深在1927年“清共”行动中参与过，真合适吗？
最直白的质疑，来自柳亚子这位以敢言著称的诗人。他找到毛泽东，当面提出：“难道忘记他二十年代的历史了吗？”这句话，后来被广泛流传。柳亚子的意思并不难理解：1927年的血案犹在眼前，当年在广州围攻工会、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，当事人之一就是李济深。烈士的亲属和许多老共产党人，对这段历史不会轻易释怀。
对于这种质疑，李济深本人并非毫不在意。就在三个月前的1949年6月，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，邀请他出任未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欣喜，而是沉默。在短暂的沉吟之后，他很坦率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杀过共产党人。”
这句话虽略显笨拙，却是实情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蒋介石大开“清共”，提出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的残酷方针。身在国民党军政高位的李济深，并没有能力逆转大势，也缺乏彻底决裂的决心。他当时的想法，是能否“只请中共党人离开，不必滥杀无辜”。这种软性意见，自然压不过硬性的血腥决策。
蒋介石把他叫到上海开会，会场上的空气压抑而紧绷。有人当场放话：“谁不执行命令，谁就下台。”李济深心里明白，一旦公开顶撞，自己和部下可能立刻失势，甚至遭到清洗。最后他还是回到广州，按“统一部署”行动。
在广州，他指挥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、省港罢工委员会，查封工会和学生会，解除了工人武装。在那场血雨腥风中，萧楚女、邓培、熊雄等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共计两千多人牺牲。后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，任命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委员、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，一时间风光不小。
但是，这个“风光”的背后，是成千上万家庭的巨大伤痛。对许多老革命者来说，那是永远不能轻描淡写的一页。也正因为如此，1949年听到李济深被推举为副主席时，一些人的心情极其复杂，可以理解。
面对争议，周恩出来到不少人中间，耐心解释。他的态度很明确：对于那些在旧时代犯过错误、后来愿意真诚反省并用实际行动站到人民一边的人，应当给予机会。他指出，当年很多民主人士身处旧政权内部，确实有“身不由己”的一面，但关键在于后来是否选择了新的站位，是否真心实意与人民站在一起。
这番话，并不是简单的“宽恕”，而是一种政治上的长远考虑。在连年战乱之后，要建设一个新国家，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局促于个人恩怨，容易错失更大局面的稳定。
当然，对那些亲人倒在1927年血泊中的老同志来说，要在短时间内完全放下难免困难。只能说，李济深后来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表现，逐渐让很多人改变了看法。
四、福建事变与关系缓和的转折
如果说1927年是李济深与中共关系的“最低点”，那么1933年的福建事变，则是双方重新接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
1933年，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带领下，对蒋介石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政策越来越反感。一边是红军发出的联合抗日主张，一边是南京政府坚持“剿共”，矛盾已难以调和。
当年5月，毛泽东、朱德联名发表《告闽粤白军士兵书》，提出在“停止进攻苏区、保障民众民主权利、武装民众”三项原则下，可以同广东、福建的一切武装订立战斗协定，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和卖国的南京政府。随后，红军还发表了《告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》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，争取民族解放。
蒋光鼐读到这些文件后，非常振奋。他与蔡廷锴商议，认为红军的主张与十九路军厌战、要求抗日的情绪相契合。他直言，要想保全部队，挽救国家，必须考虑“联共抗日”的道路。
是年10月，蒋光鼐、李济深、章伯钧等人在福建聚会，议论形势。大家对蒋介石的路线越来越失望，逐渐形成在福建另起炉灶，组织新政府的构想。多方力量汇合之后，一个反对蒋介石、主张抗日救国的“人民革命政府”雏形渐渐出现。
1933年11月20日，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建召开，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被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。两天后，新政府正式成立，定国号为“中华共和国”，改元为“中华共和国元年”，李济深出任“福建人民政府”主席。
在此期间，李济深主动与中央苏区方面建立联系，表示愿意联合反蒋、共同抗日，双方还签订了一份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》。然而，这段合作并未走得太远。其时中共内部以王明等人主导，对李济深等人仍持“军阀”看法，缺少对复杂局势的灵活处理。福建一方内部力量也不够稳固，外有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压迫，内有各种掣肘。
1934年春，蒋介石调动大军围攻中央苏区，第五次“围剿”使红军处境日益艰难。福建方面的“人民革命政府”最终未能撑住，事变很快被镇压，许多参与者流亡或被清洗。中央苏区方面，由于军事失败，被迫实施战略性转移，踏上长征路。
后来，毛泽东曾感叹，赣闽联手的机会被错过了，着实是“痛失良机”。周恩来也说，如果当时福建事变和中央苏区能够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，红军或许不至于被迫长征。这些事后之言，让人多少能看出当年局势的复杂与遗憾。
对于李济深而言，福建事变失败后，他被蒋介石彻底排斥，正式开除出国民党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。但另一面，他与中共之间的敌对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。虽然还谈不上“密切合作”，却已摆脱最初那种不可调和的对立。
从1927到1933，再到抗战时期和内战后期，这条时间线拉开来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：李济深与中共之间的关系，是在不断冲撞、误判、试探、靠近中反复演变的。既有旧时代局限性带来的错误，也有人在历史大浪中的摸索与转向。
五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晚年岁月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，李济深肩上的担子不算轻。虽然他并非中共党员，但在政务咨询、统一战线工作、民主党派协调等方面，参与度很高。
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，他也提出过带有现实针对性的建议。有一次谈到解放军干部待遇，他指出，许多干部从战争年代一路打过来，长期离家，供给制下手中没有多少现金，“想回家探亲都困难”。他提议，在干部中实行工资制度，既便于照顾家庭，也有利于调动积极性。
毛泽东认真听取了这一意见，并组织研究。很快，工资制在干部队伍中逐步推开。这个变化，后来对国家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、制度化起到不小作用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建议，正是出自李济深对现实问题的观察。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国出于国际环境和安全考虑，决定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各界纷纷响应号召，组织募捐，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作为民革的重要领导人，李济深态度鲜明，主张积极支援前线。
他倡议成立民革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，并在会上讲得很直白：“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很有意义，后方多流一滴汗，前方就能少流一滴血。”这些话不难理解，却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。与其站在一旁空喊口号，不如实实在在出力。
说到捐献，他也没有停留在嘴上。香港的房产，是他此前积累下来的重要资产之一。在相当多的人眼中，这种“不动产”是不能轻易出手的底牌。李济深却做出了出售决定，将所得款项全部捐出，用于支援前线和添置军需物资。
更进一步，他还送自己的儿子李沛黔参加人民志愿军，奔赴朝鲜战场。这一点，与毛泽东送毛岸英上前线有几分相似。从长辈角度讲，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松，但从国家立场看，却是表明态度的一种方式：不只让别人家孩子去流血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李济深并非腰缠万贯。家里人口较多，他还常常接济当年跟随他起义、转向的旧部。中央领导考虑到这一情况，在工资待遇上给予一定照顾，允许他领一级工资，此外他给待业部下的部分补贴也可按规定报销。这个安排，一方面体现关心，另一方面也算是对他多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种认可。
有趣的是，在对子女的教育上，他反而显得尤为严格。他屡屡告诫孩子，不许仗着父亲的名头谋取特殊利益，无论学业还是工作，都要自己努力。他对孩子说：“一切都要靠自己的本事，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。”这句话，听上去朴素，却折射出他对“官二代”式依附的反感。
在他的影响下，子女大多选择投入农业、水利、林业等实业领域，在不同岗位上参与国家建设，并未走上权力中心。这种安排，从个人家庭角度看未必“风光”，从社会意义上看，却颇有代表性。
1959年10月9日，年近七旬的李济深在北京逝世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写下了一句颇能代表自我评价的话：“我与人民宏愿在，及身要见九州同。”愿景能否完全实现，已不再由他决定，但一句“宏愿在”，透露出他晚年内心的某种安定。
回头看他的这一生，从黄埔将领到福建事变领袖，从被蒋介石开除出党，到香港组织民革，再到秘密登船北上、出任新中国副主席，中间既有难以回避的历史过错，也有主动转向的抉择。柳亚子的那句“难道忘记他的历史了吗”，说出了很多老同志的真实顾虑；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对他的接纳，则体现出另一种历史视野。
这两种态度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。一个强调记忆，一个强调团结；一个关注伤痕，一个着眼未来。放在当时那个从战争走向和平、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年代，二者的碰撞和调和，本身就是新中国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。
李济深的名字，也就注定要与这些复杂的历史节点紧密相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