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毛主席口中，他们一个是“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决性”的好同志；一个则是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”。
前者是周士第，后者则是“娃娃连长”许光达。有趣的是，俩人之前一个是师长，另一个则是排长，可到了后来，担任师长的成了上将，而当年的排长，却成了更高的大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1955年，北京中南海灯火璀璨，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正在进行。
身着崭新礼服的将领们依次列队，人群中却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：周士第站在上将队列里，肩章上三颗金星熠熠生辉，而不远处的大将队列中，许光达胸前四颗金星格外夺目。
熟悉两人过往的老战友心里都清楚，这场景放在28年前简直难以想象。
1927年南昌起义那会儿，周士第已是手握七千兵力的第25师师长，而许光达只是他手下75团里一个不起眼的排长，中间隔着营长、团长好几级。
从师长到上将，从排长到大将，这看似“颠倒”的军衔背后，藏着两段跨越几十年的革命人生，更藏着时代对忠诚与坚守的注解。
1900年出生的周士第，是海南琼海走出的热血青年。24岁那年，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和徐向前、陈赓等人成了同窗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黄埔一期生堪称“天之骄子”，而周士第的才华更是早早被孙中山先生看中。
毕业后不久，他就受命组建“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并担任队长，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后来成了叶挺独立团的前身，也成了北伐战争中的“尖刀”。
北伐战争打响后，周士第先是担任叶挺独立团营长，后来升任参谋长。汀泗桥战役中，他带领士兵架设云梯，硬生生撕开敌人防线；贺胜桥一战，6挺重机枪在他指挥下横扫吴佩孚主力，为独立团赢得“铁军”称号立下汗马功劳。
1926年10月，武昌城被攻克时，独立团仅牺牲191人就迫使3万守军投降，作为核心指挥员的周士第，“北伐先锋的先锋”名号传遍全军。
到南昌起义前夕，他已经升任第25师师长，成为起义部队中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挥员，当时能在职位上压过他的，也就朱德、贺龙、刘伯承等寥寥数人。
比周士第小8岁的许光达，起点则“寒酸”得多。1908年，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农家，乳名五伢子，从小就跟着家人下地干活。
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，他一路读到长沙师范学校，在那里接触到革命思想，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1926年，许光达受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，毕业后被分配到第25师75团，成了周士第手下的一名见习排长。
南昌起义爆发时，许光达刚满19岁。在章江门外的后卫战中，他带着士兵死守阵地，三小时内打退敌人四次冲锋；会昌战斗中，一颗子弹击穿他的左胸，肠子都露了出来，被抬上担架时他还嘶吼着“别管我，先送弹药”。
这股不要命的狠劲，让不少老兵都记住了这个年轻的排长。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，许光达在三河坝战役中再次负伤，被炮弹炸伤的腿让他只能躺在担架上，也让他和大部队意外走散。
1927年10月，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敌军重兵围剿，损失惨重。周士第和朱德带着 25 师余部在三河坝与钱大钧的3个师血战三昼夜，弹尽粮绝后才成功突围。
突围后，组织决定派周士第前往香港寻找上级党组织请示部队行动方向。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到香港后，周士第很快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，但长期的奔波劳累让他染上了严重的疟疾，身体忽冷忽热，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。
穷困潦倒之际，他偶遇海南同乡张云逸，借了钱才住进医院。就在治疗毫无起色时，另一位同乡陈超鹏从南洋来港，劝他去马来西亚投奔族人，借助当地同乡的力量治病。
1927年冬天，周士第登上了前往马来西亚的轮船。他没想到，这一去竟与党组织断了联系。在马来西亚的7个月里，他住在族兄的小茅屋里，靠着华工们的接济勉强养病，期间目睹了底层华工被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榨的苦难，更坚定了反蒋救国的决心。
病愈后，他辗转回到上海、南京等地，加入黄埔革命同学会，秘密策划反对蒋介石的活动，结果两次被捕入狱。
在南京监狱里，周士第做好了慷慨就义的准备，连临刑时要喊的口号都想好了。幸好宋庆龄等多方志士得知消息后，两度奔走营救，痛斥蒋介石“残害革命志士”，才让他得以脱险。
1933年，周士第参与蔡廷锴、蒋光鼐发起的福建事变，在漳州担任团长，多次击退蒋介石的进攻。可这次反蒋行动最终失败，他还遭到特务监视，危急关头，周士第买通特务连长，趁夜扬鞭策马，连闯三道封锁线，终于在1934年抵达江西瑞金，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与周士第的漂泊不同，许光达在与部队失联后，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组织的脚步。
1927年，拖着伤腿的许光达从潮汕出发，一路乞讨、打零工，好不容易辗转到安徽寿县。为了隐蔽身份，他改了自己的名字，白天给地主当长工混口饭吃，晚上就着油灯写密信，四处打听党组织的消息。
在寿县的国民党军队里，他秘密开展兵运工作，没想到身份很快暴露，只能再次逃亡。
1928年9月，许光达回到长沙老家，可仅待了一个月，就被当地警备队盯上了。无奈之下，他改名许泛舟，投奔在河北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，靠着这层关系到县警备队任职。
在这个职位上，许光达没少做“出格”的事：偷偷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，暗中说服警卫队士兵，悄悄拉起了一支游击队。
1929年5月，他带着这支队伍在安徽芜湖找到了党组织，随后又被派往洪湖苏区。
在洪湖根据地，许光达从游击队长做起，凭借在黄埔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，一步步升任红6军参谋长、红17师师长。
1932年应城战斗中，他再次身负重伤，苏区简陋的医疗条件无法取出体内的子弹，组织上只好把他送往苏联治疗。
在苏联的那几年里，许光达没有闲着，他先后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、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，还在图拉坦克厂实习，系统钻研坦克战和大兵团作战理论，期间始终与党中央保持着联系。
当红军在国内爬雪山、过草地时，许光达在苏联图书馆里啃完了《坦克战》等大量军事著作，为日后的事业埋下了伏笔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许光达从苏联回国，带着一箱子坦克教材、驾驶手册和12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抵达延安。
他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长，不仅教书育人，还编写了我军第一部《坦克战术讲授提纲》，把在苏联学到的先进军事理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。
1942年，许光达被派往晋绥军区，担任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，而此时的晋绥军区参谋长，正是早已回归部队的周士第。
阔别15年，两人再次并肩作战。这时候的周士第，已经重新入党，在抗大担任过分校校长，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协助贺龙、关向应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。
许光达在晋绥的战场表现同样亮眼。他带领部队在五寨、神池一带开展反“扫荡”斗争，创新出“挤牙膏”战术：白天让老乡赶着羊群进敌占区侦察，晚上带着部队摸黑袭击炮楼，一年下来拔掉了80多个日伪军据点，还恢复建立了多个抗日政权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两人各自奔赴更广阔的战场。
周士第被任命为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，协助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、太原战役。
1949年，徐向前病重期间，周士第接手太原前线全面指挥，发起总攻后仅用四天就攻克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，全歼守军8.9万余人，生擒国民党将领孙楚、王靖国等人。
之后，他率领第18兵团挥师西南，连续解放汉中、广元、绵阳等40多座县城，为解放大西南立下汗马功劳。
许光达则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一员猛将，在彭德怀麾下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、第2兵团司令员。1947年沙家店战役中，他率部在乌龙铺阻击国民党军刘勘部，成功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，扭转了陕北战局。
延清战役中，他指挥部队用连续爆破法炸开清涧城门，生擒国民党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；宜川战役中，他采取“围城打援”战术，协助主力部队全歼胡宗南集团3万余人，军长刘勘自杀身亡，毛主席更是盛赞这场胜利“改变了西北的形势”。
1949年兰州战役中，许光达带领第2兵团攻克沈家岭、狗娃山等核心阵地，抢占黄河大桥，为解放兰州扫清了障碍。
也就是在这一时期，他开始将在苏联学到的装甲兵知识运用到实战中，在酒泉检阅了由35辆日式坦克组成的先遣支队，摸索出“穿插分割、快速突击”的战法，为新中国装甲兵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1950 年，新中国的军队建设进入新阶段。周士第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，从零开始组建防空部队。许光达则接过了组建装甲兵的重任，成为首任装甲兵司令员。
1955年授衔时，军委的评定标准清晰明确：“现任职务、政治品质、业务能力、革命贡献”，再加上兵种平衡和历史一贯性。
周士第的资历和战功毋庸置疑，北伐、南昌起义、抗日、解放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，可那6年与组织断联的经历，终究成了无法回避的“空白”。
这6年里，红军反“围剿”、长征等关键历程他都未曾参与，虽然回归后战功赫赫，但在历史连续性上难免打了折扣。
许光达的情况则不同。虽然他也没参加长征，但在与部队失联后始终坚守信仰，从未放弃寻找组织，更没有脱离革命阵营。即便在苏联治病学习期间，他也一直与党中央保持联系，时刻关注国内革命形势。
更重要的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装甲兵作为新型兵种，急需专业人才领航，许光达是当时全军为数不多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的将领，加上他在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，大将名额非他莫属。
更让人敬佩的是，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，连续3次写下 “降衔书”，直言：“我德才功资，难佩四星，恳请改授上将”。
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举着这封信感慨：“这是一面明镜，共产党人就是以这样的胸怀对待名利”
最终，军委没有同意降衔，但特许他享受行政五级待遇，与上将级别相同。
面对上将军衔，周士第也始终淡然处之。他对身边人说：“我参加革命，不为当官，不为授衔，只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”。
不论军衔如何，像周士第和许光达这样的革命先辈们，永远都值得我们铭记、尊敬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