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20日，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、3票反对的明确裁决，正式驳回特朗普援引《国家紧急状态法》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政行为。判决落地仅数小时，特朗普即签署全新行政命令，宣布拟将对全球进口商品统一加征15%关税！
同日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再度清晰表态：日本不具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与正当性。
美最高法院为何在此时果断出手？东京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，是否仍具履约基础？
此次判决划出一道不容模糊的宪政红线：关税立法权专属国会，总统不得借“紧急状态”之名行绕开民主程序之实，擅自对全品类外贸商品设置额外税负。对特朗普团队而言，这远非一次司法失利，而是其最倚重的政策杠杆被当众折断；更关键的是，它直击财政命脉——法律屏障一旦确立，已收税款便失去合法根基。
据多方核实，美方或将面临高达1750亿美元的退税压力，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返还金额预估为300亿至500亿美元区间。退税操作本身极为复杂，而对特朗普而言，无异于主动割让长期倚赖的“财政蓄水池”。他始终将关税视为兼具财政增收与地缘施压双重功能的战略工具，如今这一工具正被司法系统从法理源头彻底解构。
判决文书墨迹未干，白宫高层已出现罕见公开对立：副总统万斯在X平台连发多帖，直指最高法院裁决“践踏宪法精神、逾越司法本分”。在美国政治惯例中，行政分支如此高调质疑司法权威本属严重失范，但进入2026年，此类跨权力分支的激烈交锋，却已成为华盛顿日常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。
特朗普并未选择退让，反而迅速启用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122条作为新支点，发布新一轮全球加税指令，首阶段上调幅度为10%，并预留提升至15%的操作空间。此举核心逻辑并非基于严谨贸易分析，而是强调“只要政策主导权仍在手中，法律路径就可动态适配”——哪怕需在复杂的成文法体系中另辟蹊径，也要确保关税这张王牌持续握于掌心。
特朗普反复将关税包装为“捍卫蓝领工人权益、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”的盾牌，但宏观经济数据并未给出呼应。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仅为1.4%，不仅显著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.8%，更创下该年度四个季度中的最低值。
其宣称的制造业回流效应亦未兑现就业红利：全年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超8.2万个。关税推高进口中间品价格，加剧企业采购成本与供应链不确定性，最终传导至终端物价与企业盈利承压端；一线工人非但未能获得稳固保障，反而在经济动能减弱周期中首当其冲面临裁员风险。
贸易逆差亦未因关税壁垒自然收窄，现实图景更趋近于“交易成本上升、经贸摩擦频发、整体经济活力衰减”。颇具反讽意味的是，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当日，白宫同步释放信号：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3月底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。这一安排背后，隐含一个难以回避的结构性软肋——2024年美国出口的大豆中，有整整50%销往中国市场。
换言之，美方一边高举关税大棒塑造强硬姿态，一边必须维系国内农业州选民的基本盘与政策支持率，因而不得不为中美对话保留实质性通道。这种政策逻辑上的内在张力，向世界呈现了美国内部治理的深层困境：口号需要足够响亮，利益却不能轻易让渡，于是只能在极限施压与务实谈判之间高频切换节奏。
当华盛顿围绕关税议题陷入激烈角力之际，东京亦在国际舞台加速推进其长期追求的“入常”议程。2月20日，联合国总部召开安理会改革专题会议，日本代表再次系统阐述其入常主张，旋即遭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的当场回应与原则性否决。
中方立场清晰有力：一个尚未以真诚态度正视并深刻反省二战侵略历史、且持续在战后国际秩序关键议题上制造分歧的国家，不具备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道德基础。傅聪同时指出根本性原则——安理会改革绝不能演变为“富国俱乐部扩容”，其方向应切实增强广大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性，而非为个别大国的战略附庸增设席位。
值得深思的是，日本对外宣示“和平主义与国际责任”，对内却持续推进军事能力建设。其公布的2026财年防卫预算达9.04万亿日元，实现连续第14年增长；同时正加速研发射程突破1000公里的远程打击导弹系统，旨在构建所谓“反击能力”。
国内政治风向亦同步强化此趋势：《每日新闻》最新民调显示，高达90%的国会议员支持启动修宪程序。由此，日本在国际场合精心营造的温和形象愈发难以自洽——既谋求更高层级的全球治理话语权，又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边界，外界对其战略意图与角色定位的疑虑自然持续升温。
更具现实冲击力的，是日美之间那笔沉重的“同盟账单”。高市早苗执政时期，为争取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让步，日本曾作出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承诺：将在2029年前向美国完成总计5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。该数额相当于日本2025年全年名义GDP的约12%。
而日方期望换取的回报，仅是美方将针对日本产品的部分关税由25%下调至15%的单方面承诺。但这一承诺本身存在巨大法律不确定性：最高法院刚刚裁定同类关税政策违法，行政命令随时可能被司法或立法程序推翻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日本如何“履约付款”，都难以锁定长期政策确定性。
更进一步，特朗普已追加硬性时限要求：所有投资项目须在协议签署后45天内完成资金到位，否则将立即恢复原定25%关税税率。此举实质将传统同盟关系异化为一种带有强制执行条款的“政策对赌”，形成“先打款、后谈条件”的单边催缴机制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自身财政空间亦日益逼仄：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，财政赤字率已逼近4%警戒线，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。若继续大规模对外输出资本以换取不确定政策收益，国内社会压力势必加剧。因此，东京当前正密切关注最高法院裁决的实际执行效果：倘若关税政策被持续认定为违宪，且后续实施反复受阻，那么5500亿美元很可能沦为一场代价高昂的“战略性误判”。
这组交织的画面，正是2026年初全球政治格局的微缩镜像：日本试图通过向华盛顿输送巨额资本来兑换国际地位跃升的入场券，结果却发现自身更接近美方缓解内政困局的流动性来源；而美国则在制度撕裂加剧、外部博弈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左右摇摆，所谓规则共识与同盟承诺，正日益显露出高度可塑性与交易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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