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7日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。画面中，他向美国驻以大使展示了一张卡片，上面列着伊朗高层的名字，然后当着镜头，用笔“抹掉两个名字”。
同一天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被证实身亡。他的儿子和多名护卫，也在同场袭击中遇难。第二天，伊朗情报部长哈提卜，也被以色列“歼灭”。
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随后宣布：以军已获授权，无需额外批准，即可暗杀“任何伊朗高级官员”。他甚至放出狠话：“所有伊朗人都是打击目标。”
四天之内，拉里贾尼、苏莱曼尼、哈提卜——三名伊朗高层相继殒命。连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纳伊尼，也在随后被暗杀。甚至连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发言人都杀，以色列这是疯了吗？
不，它只是输红了眼。
把时间拉回到战前。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曾向内塔尼亚胡拍胸脯保证：开战几天内，就能“激起伊朗反对派”，点燃境内骚乱，甚至“直接促成伊朗政府的崩溃”。
为了让这个计划显得更靠谱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甚至开始给伊朗高级官员挨个打电话，指名道姓地威胁他们及其家人，要求他们在“起义”后停止抵抗。他们相信，伊朗政权已经“摇摇欲坠”，军事打击将为伊朗人创造“推翻政府”的条件。
特朗普也信了。他在开战伊始就向伊朗民众喊话：“先躲避轰炸，待我们结束行动后，夺取你们的政府，它将属于你们。”
然而，三周过去了。伊朗没有内乱，民众没有“起义”，连美国情报部门都承认，所谓“内部瓦解”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“极低”。
摩萨德精心策划的“内乱蓝图”，彻底泡汤。于是，以色列只能继续加码——既然炸不垮政权，那就杀光所有能管事的人。既然无法让对手屈服，那就让对手再也站不起来。
这像极了牌桌上输红眼的赌徒。原本想一把梭哈赢走全部筹码，结果发现对手不仅没弃牌，还越打越狠。那就只能掀桌子，把赢钱的对手全干掉。
可问题是，暗杀真的能让以色列赢吗？
翻开历史，以色列在这件事上，吃过太多的亏。
1992年，以色列炸死了真主党总书记穆萨维。穆萨维这个人虽然反以，但还算温和。结果他死后，真主党内部迅速推举出一位年仅32岁的少壮派——哈桑·纳斯鲁拉。这位年轻人用了30年时间，把真主党从一个松散的民兵组织，打造成了一支拥有严密地下网络、庞大导弹库和准军队规模的武装力量。2006年的黎以战争，正是纳斯鲁拉让以色列损失惨重、无功而返。
以色列暗杀了一个穆萨维，结果给自己抽出来一个“王炸”。怨谁呢？
同样的故事，也发生在哈马斯身上。亚辛被炸死了，兰提西被炸死了，结果哈马斯的指挥权迅速转移到了卡桑旅一线军事指挥官手里。从叶海亚·阿亚什到穆罕默德·戴夫，再到叶海亚·辛瓦尔，一代比一代年轻，一代比一代强硬，一代比一代更懂斗争。正是辛瓦尔，一手策划了“阿克萨洪水”，把以色列拖入了20年来最惨烈的战争泥潭。
以色列杀一个，对方换个更强硬的上来。这不是在削弱对手，这是在帮对手“定向筛选”领袖。
现在，拉里贾尼死了。但拉里贾尼是谁？他是伊朗高层里少有的“懂妥协的人”。2015年的伊核谈判，就是他主持的。他虽然不亲美，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，什么时候该刹车。他是最适合与特朗普达成停火协议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有威望说服各界停火的人。结果，以色列把他炸死了。那接下来上来的会是谁？温和派还是强硬派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王震分析得很透彻：“清除有威望的老一辈领导人后，新上的少壮派往往态度更趋强硬。”连续暗杀，只会“激起伊朗国内的悲情意识和民族义愤，导致国内矛盾下降、更加一致对外”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说得很直接：每一次暗杀行动，都“促使伊朗人民更加团结地拥护其领导层”。
以色列现在做的，不是在瓦解敌人，而是在给敌人“打鸡血”。
更可怕的是，暗杀会彻底异化自己的国家。
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提到过一个“山中老人”霍山，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——11世纪末的哈桑·萨巴赫。他在山中建立了一个叫“木乃夷国”的小国，四面皆敌，土地贫瘠，人力稀少。按道理，这种小国转瞬就会消失。但它却维持了176年。
怎么做到的？答案是暗杀。哈桑训练了一支阿萨辛刺客部队，专门暗杀高官显贵，靠敲诈保护费维持国家运转。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有组织、成建制的专业暗杀部队。英语里的“暗杀”Assassin一词，就是从阿萨辛Hashashin演变来的。
最后呢？13世纪蒙古东征，阿萨辛故技重施，派刺客去暗杀蒙古将领。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暗杀毫无作用。木乃夷灭国，阿萨辛身死族灭。
为什么木乃夷国会把暗杀作为国策？因为见效太快，成本太低。杀个人就能换来大笔保护费，谁还去搞生产？这就是暗杀带来的路径依赖。
今天的以色列，也在走这条路。
建国初期的以色列，搞基布兹，搞沙漠绿化，发展滴灌技术，建立现代工业。但今天呢？政绩观出了问题——衡量政绩的KPI变成了“暗杀了某某人”。整个国家体制被暗杀绑架，从上到下不再想着怎么与阿拉伯世界和平共存，也不想着建设国家，整天琢磨着杀人。今天杀这个，明天杀那个，直接把国家战略简单化成了一种特务行径。
以色列的摩萨德、辛贝特、8200部队、IDF空军，加起来总预算高达200亿美元，占到了整个安全预算的一半以上。养肥了这些机构，暗杀很好用，但代价是什么？基础设施没钱升级，民用科技留不住人才，社会福利没人管，连地面部队都被吸干了——钱、好装备、高精尖技术全给了天上飞的和搞窃听的，真正在地上吃土的陆军步兵和装甲兵，拿到的全是残羹冷炙。
这就解释了为啥以色列的“斩首行动”搞得如火如荼，但地面部队一进加沙就原形毕露。一个被暗杀异化的国家机器，注定跑不远。
说到底，暗杀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做法，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
越南战争时，美国搞过一个“凤凰计划”——CIA亲自下场，疯狂暗杀越共的基层干部、村长、税务员。根据解密档案，暗杀了超过两万人。这堪称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情报作战之一。结果呢？1975年，南越政权毁灭，美国人只能仓皇爬上大使馆楼顶的直升机，上演“西贡铁拳”。
为什么暗杀了这么多人，最后还是输了？因为越南人想要的是独立和统一。你绕过这个诉求，一味去杀人，这不是南辕北辙么？你暗杀了一个村长，只要那个村子里活下来的年轻人，带着更深的仇恨，继续和美军死磕。
以色列面临的问题，其实是一样的。以色列想要和平，不是不行，但只有一条路——别想着把所有蛋糕都吃了，而是通过妥协和让步，与巴勒斯坦人和周边阿拉伯世界达成某种利益交换，从而彻底消除生存的结构性隐患。
但以色列沉迷于暗杀制造的“问题正在解决”的幻觉，却离问题真正解决越来越远。杀掉A，激发出更猛烈的B；为了压制B，不得不杀掉更多的C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矛盾不仅没解决，反而加深了。每一次暗杀，都会让对方产生无法化解的仇恨。政治解决的路，被彻底堵死了。
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哪怕面对生死仇敌，也会保留底线，给未来的妥协留出余地。可惜，拉宾之后，以色列再也没有成熟的政治家了。1993年，拉宾签署《奥斯陆协议》，那是以色列距离和平最近的一次。然后，拉宾被自己人暗杀了。以色列这个最迷恋暗杀的国家，自己把自己的领袖给暗杀了，也亲手葬送了自己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希望。
从那一天起，以色列就彻底放弃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努力，开始在暗杀这条邪路上狂飙突进。可人是杀不完的。当那些从血海深仇中爬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，走上和父辈一样的复仇之路的时候，以色列还能杀多久？
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设想过一个场景：假如伊朗总统向一名外国大使展示一份“击杀名单”，上面有美国总统、国会领导人、高级将领，随后宣布将逐个消灭他们。那么，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，媒体会疯狂炒作，制裁、威胁甚至战争会随之而来——这一切都以“国际法”和维护“全球秩序”的名义包装起来。
然而，当对象换成以色列，游戏规则就变了。“那些所谓法治与秩序的守护者，沉默不语，含糊其辞，甚至为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庇护。这体现了一种蓄意的道德崩溃，即规则只适用于对手，豁免却专属于盟友。”
这就是今天的现实。一张卡片，两个被抹去的名字，远远不是这场暗杀名单的终点。下一个被抹去的会是谁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所有人都知道的是：杀不光的人，只会带来更深的仇恨；暗杀赢不了的战争，只会把所有人拖进更深的深渊。
刀锋所指，皆为虚妄。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