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午战争时期，大清水陆两军惨败给日本，但以《点石斋画报》为代表的大清媒体向子民报道的新闻却是“清军节节胜利”。
这种现象不是甲午战争时期才有的，而是在大清“久有传承”。
大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中英两国代表签署《南京条约》。由于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，《南京条约》是一份对清朝来讲丧权辱国的条约：大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；大清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；大清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“五口通商”，允许英国人在“五口”居住并设立领事； 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、饷费，中国海关无权自主。
但是，朝廷要面子，尤其是在大清子民眼里，朝廷必须得“有面子”。于是，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在对内宣传上就变成了一场“胜利”。
首先，在《南京条约》的中文版上，运词造句必须得让条约看起来真的是一种“胜利”。比如，明明是朝廷打不过，被迫开放“五口通商”，但对内部的描述却是“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，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及开展贸易 ”；明明是割让香港岛给英国，但中文表述却是“ 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，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，大皇帝恩准赏借蕞尔小岛 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，以示天朝体恤 ”；赔偿2100万银元，也是“偿还英商积欠款项，天朝施恩抚恤”；为什么清军节节胜利却选择不再打下去而停战？理由是“大皇帝念生民之涂炭，抑朕之柔怀”，“圣天子仁慈，恩赐和平”。
总之，从大清对内的宣传文本上看，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大清在战场上打赢了，但皇帝不忍心清军把英国鬼子揍太狠，怀柔恩赐和平，还赐给他们土地以落脚、赐给他们银钱以抚恤、恩赐他们来天朝做生意的机会。真的是“既打赢了仗，又显示了天朝的富庶和朝廷宽厚慈善的崇高道德”。
其次，在中英双方谈判的过程中，大清一方的官员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，为朝廷“赚足了面子”。
大清官员与英国人约定，谈判在两个场所进行，中英双方各有一个主场，英方主场在停靠于长江上的军舰“康华丽”号上，中方主场在南京城。按照“客随主便”的规矩，在谁的主场，客方要对主方“更尊敬”。由于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，外界看不到大清官员对英国人的“恭敬”；但中方的主场在南京城，是比较公共的场合，足以让大清子民看到“英夷”是如何对天朝官员“恭恭敬敬”的。
大清官员特意叮嘱英国人谈判时穿上新衣服，以示对谈判签约的重视；但大清官员自己却选择穿“朴素的常服”，以此来显示英国人“更重视与大清达成协议”，而大清却“并不是很在乎”。大清子民就能感觉到天朝官员对外夷的“蔑视”，能感觉到“外夷有求于大清”，感觉到“朝廷很有面子”。
谈判间歇或者结束之后参加宴会，大清官员还利用洋人不懂中国礼节中的尊卑来使用一些“奇招妙计”以彰显天朝对洋人“居高临下”。比如在宴席上，大清官员做上位，让英国人做下首；上菜的时候让鱼头对着大清官员。作为观众的大清子民看了，都觉得：天朝确实“高高在上”，英夷到底“卑躬屈膝”。
一系列做下来，大清从朝堂上的官员到乡野间的百姓，俨然觉得“大清真的赢了”、“非常有面子”。
在天朝，面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顺带说一句，如果不是因为皇帝非得要“面子”，“火烧圆明园”本来是不会发生的。 1858年6月，清政府被迫与英、法、美、俄四国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，并约定第二年正式换约。条约已经谈妥、签订完毕，剩下的就是纯粹的一些程序性的操作。其中有一条是“英法两国公使进京面见咸丰帝，与皇帝当面换约，但英法两国公使按照西方礼节不跪拜大清皇帝”。咸丰帝拒绝这个会让他“没面子”的程序。 咸丰帝提出，只要外国公使不进京，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拒绝向皇帝下跪，哪怕让大清多赔偿一些银子、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。因为对咸丰帝来说，让他“没面子”会直接给他造成个人负面影响，多赔款的成本会由大清子民承担而不用他承担。英法两国拒绝了咸丰帝的要求，坚持“两国使臣必须面见大清皇帝、当面换约”； 为达到当面换约的目的，英、法两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外，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履行“换约程序”。咸丰帝当然不能按照英法的主张去做从而让自己“没面子”，于是命令清军阻止英法联军。最终战事越打越大，清军战败，咸丰帝逃亡热河，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