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边的朋友听闻我要去印尼的消息时，大多人都露出了一副不解的神情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东南亚的尽头是新马泰，哪怕去越南吃碗河粉，去老挝喝杯咖啡，也比去印尼强。
除了那个被无数网红滤镜包装过的巴厘岛，印尼在国人的旅游版图上，往往贴着“落后”、“拥挤”、“不安全”的标签。
我当时定下这趟行程，纯粹是因为在连续加班三个月后，精神到达了某种临界点，我想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放松一下身心。
从雅加达的机场出来后，我坐上一辆出租车，司机是个干瘦的中年男人，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，几乎没法交流。车子驶入市区后，雅加达的马路依然有一种杂乱无章的生命力。
没有规则变道的摩托车贴着车窗呼啸而过，路边的推车摊位散发着呛人的油烟味。
我在后座紧紧抓着背包带，脑子里演练着各种防骗攻略，心里想着我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？随后心里开始盘算着第二天一早就改签机票回国。
那晚我随便找了个旅馆便住下了，第二天我是被街头高音喇叭里的诵经声吵醒的。拉开旅馆那扇有些发涩的窗户，热带特有的刺眼阳光猛地灌了进来。由于肚子饿得难受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街头。雅加达的白天比夜晚更让人头晕目眩，满街都是密密麻麻的摩托车大军，空气中夹杂着丁香烟的奇异甜味。
随后我在一个卖炒饭的路边摊前停了下来，摊主是个胖胖的阿姨，包着头巾，正熟练地翻炒着铁锅里的米饭，油底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我指了指别人的盘子，比划了一个“一”的手势。她冲我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点了点头。
那一盘印尼炒饭虽然其貌不扬，但在咽下去的时候，那种浓郁的甜酱油混合着参巴辣椒酱的味道，瞬间击中了我的味蕾，味道真是太棒了。
结账的时候，我看着手里那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，脑子一团浆糊，根本算不清到底该给哪一张。防备心再次升起，我生怕她抽走一张大面额的钱不找零。
我试探性地递过去一张的纸币，那个阿姨接过去后，看出了我的窘迫和警惕。她没有直接把钱收进围裙口袋，而是将那张钞票平铺在推车的小台面上，然后慢条斯理地从零钱盒里掏出一张五万、两张一万、几张小额纸币和硬币，把找零排成了一列，然后指了指我刚吃完的空盘子，伸出三根手指，在虚空中写了个“30,000”，接着指了指台面上的十万，又指了指那一列找零，最后把找零拢在手心里，轻轻放在我的掌心。
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，但眼神里有一种安抚的意味。她在递给我钱之后，还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印尼语，但我猜，那大概是“拿好”的意思。
那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瞬间，却像是一根细针，轻轻挑破了我心里那层厚厚的防备。在那个被我预设为“充满骗局”的混乱街头，一个路边摊阿姨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，向一个充满戒备的异国游客证明了她的清白。
带着那种略微复杂的心情，我坐上了前往日惹的火车。
日惹在爪哇岛的中部，被认为是印尼文化的灵魂所在。八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，我原本以为会是一场煎熬。但当我靠在车窗边，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绿得发亮的稻田、偶尔掠过的椰林和色彩斑斓的低矮村落时，原本焦躁的心跳竟然慢慢平缓了下来。
车厢里很安静，没有大声喧哗，期间有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女孩，一直好奇地盯着我看。我从包里摸出一颗大白兔奶糖递过去。她没有立刻接，而是转头看了看母亲。母亲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轻声对女孩说了句什么。女孩这才双手接过奶糖，双手合十，用稚嫩的声音对我说了一句：“Terima kasih（谢谢）。”
那种教养和骨子里的温和，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知。他们并不富裕，火车外路过的许多房子甚至可以说是简陋，但这里的人都很有礼貌。
到了日惹，我住进了一家藏在居民区巷子里的民宿。老板叫Budi，一个黑黑瘦瘦的年轻人。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，但极其健谈。他没有像很多旅游地的老板那样，急吼吼地向我推销包车服务或者高价一日游，只是把我的房间收拾的很整洁。
那天下午，日惹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。热带的雨总是这样，没有任何预兆，瞬间就泼下来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水幕。我被困在民宿的院子里，看着雨水顺着屋檐往下砸。
Budi端着两杯热红茶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，然后在我旁边的藤椅上坐下。
“在你们国家，下这么大雨，人们都在干什么？”他看着雨帘问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