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2月15日凌晨，云南江城的雨下了一夜。天刚蒙蒙亮，11军93团运输排正在给汽车绑扎弹药箱，几名炊事兵却被紧急抽走——不是去灶口，而是被临时编进担架组。有人笑言：“菜勺换担架，开拔还没走，就先缺人。”一句玩笑，道出随后战场上的尴尬。
93团是战前由甲种师裁编调整出来的混成团。编制刚稳，干部却多到“打牌都能凑桌”，团部光副团长就有六人。派系林立，人人自觉资历老，又都怕担责任，指挥权显得分散。2月17日，对越自卫反击战炮声一响，这个“人浮于事”的毛病立刻暴露。
何其宗在开战前三天空降到团里，身份特殊：副团长兼参谋长。与一些只在桌上推演沙盘的同僚不同，他参加过1962年对印作战，身上带着硝烟味。到任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排以上军官集合在山脚空地，命令每人背枪实操。有人嘀咕：“这会儿练队列干吗？”何其宗一句话堵住：“战时指挥乱，你们别指望兵能听懂。”
行军五天，途经无名山谷、布朗小寨，队伍的编成、补给、通信均由何其宗一人拍板。3月1日，部队抵近封土外围1108高地。侦察分队报告，越军在山脊筑有交叉火力点，阵地前密布跳雷，正面进攻等于送菜。团里围坐沙盘推演，会议常常陷进口角——到底先轰击还是先穿插？副团们各执一词，僵持到深夜。
何其宗用粉笔划了三条线：佯攻正面、主攻侧翼、穿插山谷。他拍板后只留下四个字：“谁赞成谁执行。”话音落地，众人无声默认，行动方案就此敲定。
3月4日拂晓，炮兵群一轮急火后，2营沿侧翼抬高冲锋。最初进展顺利，可不到一小时，前线电话传来：“预备队全部投入担架运伤，阵地缺人！”原来，越军集火加迫击炮使冲锋折损惨重，按照“伤亡必送、遗体必回”原则，后撤线立刻挤满伤员，结果把预备队全抽空。
何其宗没等汇报链条转完，带警卫员直奔二十里外的战线。车开到半途不通，他徒步翻山。炮弹呼啸而过，他低声问身边的陆天银：“还能顶几分钟？”陆天银喘着粗气答：“顶到你来，就是极限。”
现场一看，阵地上仅剩各连排长聚在一处，战斗力被担架彻底拖空。何其宗当即令陆天银整合散兵，组建三十七人的突击分队。五分钟后，这支临时部队提起仅剩的两挺重机枪和十多箱手雷，从山脚侧后切入火力盲区。越军未及调整，被硬生生撕开口子。午后两点，1108高地插上了红旗。
战斗间隙，团卫生所里挤满了血衣战士。医生赵连长边上药边嘟囔：“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”炊事班已煮干了最后一袋大米，趁着夜色把粥挑到前沿。弹药、粮食、人手，都是绷紧的弦。
接下来进攻封土城的任务更难。3月6日拂晓，越军在公路连续设雷，93团被迫改走北侧山路。山道狭窄曲折，指挥员对地形不熟，竟在密林中兜了大圈，又折回原地。时间正被耗光，炮兵火力准备窗口就要关闭。团长电话里只说了一句：“老何，你去。”
何其宗带侦察班爬上制高点，脱帽压在地图上比对地形，才发现前导把“犁头山”认成“鸭舌岭”，方向错偏四十五度。他将连长喊到身边，用望远镜指出目标，“那条折线过去一直下坡，就是封土北门”。部队重整队形，沿新方向猛冲。黄昏时分，封土城防御圈告破，93团打进城里巷战，一夜火光映红天际。
战后统计，93团伤亡占全军该方向10%以上，有的连队最后仅剩下六七十人。极端缺员情况下，副团长们纷纷压到一线，副政委守通信台，副参谋长扛迫击炮，昔日文山会海里的“冗员”成了真刀真枪的指挥员。有人感慨：“以前嫌人多，如今少一人都不行。”
战斗结束后，何其宗撰写总结报至11军指挥所：“同级多头，战时等于无人；伤员运转应单线负责，预备队必须封存；凡遇山地夜战，主官应亲自勘察路径。”这份报告后来收进《对越自卫反击战指挥教训选编》，成为院校教材。
几年后，何其宗赴京进修，又转任某集团军副参谋长。有人在军报上读到那篇总结，才恍然想到，封土城外那个拄着望远镜、身上挂满弹链的中年军官，如今已被记录在纸面。93团的老兵却清楚记得，当预备队被担架掏空、山谷进路迷失、指挥权摇摆不定时，是他一句“剩下的事我兜着”把战线向前推了一步。
那场雨季里的山地突击过去四十多年，再回首，金戈铁马被尘沙覆盖，唯有1108高地上当年的爆破口，至今仍能看见烘烤过的岩石裂纹，提醒后人：指挥若悬，派系纵横，生死关头，还是要有人拍板——哪怕他只是众多副手中的一个。
